您的位置:首页 > 宣教阵地

史志绵阳·地名故事之北川禹里镇 (二)

发布日期:2020-01-06 09:21来源: 北川县委党史研究室作者:党研室管理员阅读次数:字体:[  ]

石纽山——大禹故里的标志

据战国时期成书的《竹书记年》记载,古代圣人大禹出生在一个叫石纽的地方。自此以后,凡是提到大禹诞生地,几乎都离不开石纽二字。至于石纽的具体位置,汉代的文献将其落实在西羌之汶山郡广柔县。唐代在古广柔县境内设置石泉县,《新唐书》等史籍均谓石纽山在石泉县境内。明清时期的诸多地图,也将石纽标注在石泉县城附近。石纽山与禹里场隔河相对,在半山腰的石林中,有两块巨大的石头相互纽结,巨石上刻有“石纽”二字,被视为大禹故里的标志。

因为是圣人诞生地,所以历来被崇拜大禹的羌族看得十分神圣。据1000多年前的《蜀王本纪》记载,当地人把石纽山视为神山,方圆百里内,人们不敢放牧禽畜;凡是犯了罪的人逃进山中,能够躲藏三年不被抓住,就会受到原谅,认为是受到了大禹神灵的护佑。因为是圣人诞生地,自然也与别的大山有所不同。清代《四川通志》说,这里“每冬月霜晨有白毫出射云霄”。清代石泉代理知县余炳虎更用《石纽停云》一诗,来赞石纽山风采。诗云:“烟萝绕处石崚嶒,高出群峰数万层;山色不随风雨变,往来时看五云升。”

北川人民历来把石纽山当作神山,唐代以后更在石纽山下修建了禹王庙,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以庙祭的方式纪念大禹成为延续千年的习俗。


禹里石纽山“石纽”石刻

 

酉山的传说

在今禹里场镇中心有一个小山包,因为山形像“酉”字,所以被称为酉山。关于这座小山的来历,当地传说与大禹有关。据说很古很古的时候,禹里街市中心并没有小山,而只有祖先们祭祀天神的一个石塔。禹母每次从望崇山归来时,都要在这里憩息,一边悄悄地流泪,一边抖掉鞋里的泥土。天长日久,形成了这座小山,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母山。崇伯因治水成绩不大,被尧帝诛杀。禹母得此消息,气绝身亡。禹母对崇伯的一颗赤诚之心,感动了竹神和树神,便在山上长出了许多实心竹和参天大树,庇护禹母的灵魂。禹母死后,灵魂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金鸡,每天早晨为人们报晓,所以这小山又叫鸡栖山。有一年,一位皇帝到此巡察,这里的人民献给他九百九十九坛咂酒,感谢皇帝对神禹故里的恩惠。皇帝说:“最好的酒应该献给禹母。”便将“酒”字的三点取掉,此山改名酉山。

酉山虽小,却是北川的一座名山。因为它位于禹里场镇中心,山顶上几棵巨大的树木遮天蔽日,格外醒目,过去被列为“石泉八景”之一。清代石泉代理知县余炳虎有《酉山积翠》一诗相赞:“延山翠竹碧玲珑,影接池塘柳岸风;最是雨收初霁后,满城尽在绿荫中。”

诗中说“满城尽在绿荫中”,既突出酉山树木的高大,也说明禹里场镇的规模极小。禹里作为北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达千余年之久,但一直是个袖珍古镇,其居民历来仅有几百人。

自从唐代在禹里设置石泉县,历代县衙均建在酉山南面,直到1952年县城迁走以前,这种格局都未曾发生改变。县城迁走以后,原县政府的房屋被粮站使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之后,拆毁了受损的木结构房屋,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楼房,用作乡(镇)政府办公楼,其高度远远超过旧有的平房,完全遮蔽了背后的酉山。虽然酉山还是原来的酉山,但“酉山积翠”的奇观却就此消失了。

清朝乾隆年间,石泉知县姜炳璋曾经在酉山脚下创建了酉山书院。当时兴科举考试,而县内的读书人多是半耕半读,学业水平不及内地,常有县外富家子弟前来报考,挤占石泉县的秀才名额。姜炳璋对此愤愤不平,不仅取消投机取巧挤占石泉生员名额的邻县子弟的考试资格,在所创办的酉山书院中也专招本县士子就读,并常常亲自授课,以致好学之风蔚然兴起。在内地,早在宋代就有了书院,北川是民族地区,姜炳璋所创建的酉山书院比内地晚了几百年,但这个北川的最高学府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清朝末年演变成为县立高等小学,最后演变成禹里中心小学。几百年间,为北川培养了大批人才。

 

望崇山——禹母望夫的地方

新县城有一条街道被命名为望崇街,这个名字源于禹里的望崇山。望崇山在禹里场镇东面,与石纽山隔河相对。“崇”,指崇伯,是大禹的父亲,名字叫鲧,崇伯是他的封号。据《华阳国志》记载:“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崇伯是有极高威望的部落领袖,当时天下洪水泛滥,崇伯受天下部落酋长的一致推荐,奉尧帝之命去治理洪水。由于方法不当,治水三年却没有取得成效,被尧帝诛杀于羽山。

崇伯鲧本来不是北川人,北川却将其名字用作山名,民间传说作了如下解释:大禹的父亲崇伯带领人民奋力治水,没有时间来看望他的妻子。禹母日夜思念崇伯,常常带着大禹到石纽山对面的山顶眺望,盼望崇伯早日归来。那时,山上又高又大的树木遮天蔽日。禹母说:“眼前要是没有这些树挡住,看得远一点多好!”话音刚落,风神立即卷起一阵狂风,将山上的大树吹得一干二净。到现在,山上仍只长些杂草灌丛。于是后人就把这座山改名为望崇山。

 

禹王庙——世代相传的祭禹胜地 

旧时,北川可能是天下纪念大禹的建筑最为密集的地方。据《新唐书》记载,唐代设置石泉县之前,石纽山下就建有禹庙,当地人认为六月六日大禹生在这里,每年这一天,都要到禹庙致祭。延至宋代,战乱频繁,禹庙毁废。1159年,镇守石泉的知军赵公(佚名)在石纽山下重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大禹庙,隆重纪念大禹。自此以后,这座由官方主导的禹庙便随圮随修,代代相沿。1561年,兵备周宗受命戍守石泉,除了在石纽山下重建大禹庙,还求得岣嵝碑拓片刻碑立于庙中,来表达要学习大禹以文德感化羌人、化解民族矛盾的政治愿望。清乾隆年间,知县姜炳璋重建大禹庙,并题写《重建夏禹王庙记》石碑记其事。

石纽山禹庙本属民间始创,自南宋赵知军之后,均由官方主持修葺或重建,成为北川传承大禹崇拜习俗的主要载体。县内其他地方,还陆续有民间修建的禹庙出现。据民国《北川县志》记载,除了石纽山禹王庙之外,县内其他地方尚有六处与大禹有关的建筑:禹穴沟口禹王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禹里东门外湖广馆,内供大禹像,道光十一年建,为两广人会馆;通口场禹王宫;陈家坝禹王宫,初建于老场,民国十年迁建于罐子堡,即今陈家坝场镇,正殿供大禹像;擂鼓坪上场外禹王宫,清乾隆年间建,正殿供禹王像;片口场上街禹王宫,内供禹王,为湖北人会馆。

虽然这些建筑物中,很多是来县从业经商的外省人所建,但都以大禹命名且供奉大禹像,也体现了北川大禹崇拜对他们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后,其余禹庙或自然毁废,或改作他用,民间祭祀大禹的活动也一度中断。20世纪80年代后,民间筹资在禹穴沟金锣岩河滩、禹里卷洞桥山梁、石纽山山腰原东岳宫旧址,以及县城曲山北郊共新建四处禹王庙。90年代初,金锣岩河滩的禹王庙被洪水冲毁,县旅游部门筹资在禹穴沟口古禹王庙旧址重建,取名禹王宫。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中,各处禹王庙遭到不同程度的毁损。地震后对禹穴沟口的禹王庙进行重点修复,成为北川开展民间祭祀大禹活动的主要场所。


清代《石泉县志》中的石纽山禹王庙图


上世纪90年代恢复的石纽山禹王庙


禹穴沟禹王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民间祭祀大禹的主要场所。这里也是1935年禹里乡苏维埃驻地。和禹里场镇一样,禹穴沟也有深厚的大禹文化根基,所以红军就把建在这里的乡级建制命名为禹里乡。自此,禹里成了乡级建制的名字并被沿用下来。1992年将治城、青石、禹里乡合并后,从三个乡的名字中选用了当年红军的命名,称为禹里乡

 

神秘的岣嵝碑

旧时,禹里石纽山麓的禹王庙中竖有一方石碑。因为碑上的文字最早发现于湖南衡山岣嵝峰(又称祝融峰),所以被称为岣嵝碑。岣嵝碑文字奇古,相传为大禹所书,故又称夏碑、禹碑,历来被看得十分神圣。


2009年在禹里酉山新建的岣嵝碑亭,亭内收藏着明代石泉兵备周宗于1561年刻建的岣嵝碑

据现有资料记载,早在唐代就有了关于岣嵝碑的传闻。唐代文学家韩愈于公元805年路过衡山时,登临游览,遍寻岣嵝碑,终未找到。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北宋文学家苏轼在他们的诗文中也都引述过岣嵝碑的传闻。南宋理学家朱熹则像韩愈一样,曾到岣嵝山寻访禹碑,但亦终无所获。朱熹之后,有个叫何致的四川道士自称找到了这方古碑,并制作出了拓片,经过长沙时,将其摹刻于岳麓书院后山巨石之上。何致之后,又有人到湖南衡山去寻找,却未见到踪影,于是何致摹刻在岳麓书院的版本就成了孤品,此后全国各地刻建的岣嵝碑皆源于此。

何致早在1212年就将禹碑摹刻于岳麓书院巨石上,但因为无人能辨认那些奇怪的文字,所以没有引起重视。此后300多年,也一直没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直到明代杨慎在云南见到拓本,并为其做了释文,才使禹碑得以传播天下。

杨慎,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生于1488年,字用修,号月溪、升庵。1511状元及第,担任翰林院修撰。1524年,因冒犯嘉靖皇帝受到廷杖,差点丢了性命,随后谪戍于云南省永昌卫。1534年,有好友给杨慎带来岳麓书院的岣嵝碑拓本。杨慎视若珍宝,不但释读了岣嵝碑的文字,还作《禹碑歌》以记此事,并且倡议进行翻刻。次年(1537),根据杨慎的建议,禹碑被镌刻于云南安宁县法华寺的石壁上,还附上了杨慎的释文。


根据杨慎建议翻刻在云南安宁县法华寺石壁上的禹碑

杨慎博学多才,尤其对大禹遗迹情有独钟。当他得知北川禹穴沟发现李白禹穴题刻后,随即对其进行考证,得出了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谓之禹穴的结论。这个把大禹降生的具体地点落实到禹穴沟的论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杨慎自年轻时被贬离京城后,一直在云南做官,而当时北川境内羌人与官方严重对立,形势严峻,所以他没有条件亲身来到北川考察大禹文化。当他在云南看到岣嵝碑拓片时,也就未把这个有关大禹的遗迹与大禹故里北川相联系,只倡议将其翻刻在云南安宁县法华寺的石壁上。

在云南安宁县翻刻岣嵝碑之后24年,即1561年,石泉(北川)也在石纽山下刻建了岣嵝碑。和云南禹碑一样,北川岣嵝碑也采用的是湖南岳麓书院的拓本。与云南不同的是,北川的岣嵝碑不是刻在石壁上,而是刻在一块专门制作的巨大石碑上。两地翻刻禹碑的目的也不一样,杨慎提议翻刻,主要为了弘扬大禹文化,北川刻碑则是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需要。

在北川翻刻岣嵝碑的,是石泉兵备周宗。所谓兵备,是明朝嘉靖年间在今禹里设置的军事机构。据清代《石泉县志》记载: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川西北一带羌人活动频繁,朝廷不得不增派重兵到四川有关州县把守,其中在石泉县增设了守备司,设置文职兵备一员,负责协调平武、安县、北川一带官军军事城堡的防御事宜,设武职守备司一员,负责军事指挥。周宗是文职兵备,其主要职责就是北川一带军事防御。当其在北川任职时,距官军在小坝走马岭大败白草羌仅过了14年,羌人对官方还有严重的对立情绪。这位新任石泉兵备看似有些不务正业,在从成都赶往禹里上任途中,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加强防御,而是策划在石纽山重建禹庙的事。当他得知绵州名士高简收藏有岣嵝碑拓片,特意到钟阳书院去拜访。高简,号八霍山人,嘉靖进士,绵州名士,曾任吏部文选司郎中、云南参议等职。得知周宗要在禹产地石纽山建庙刻碑,高简不仅提供了自己所珍藏的岣嵝碑拓片,还为周宗所刻的禹碑撰写了跋文。


1561年石泉兵备周宗刻建在禹里石纽山下禹王庙中的岣嵝碑。碑的左上方錾刻了高简的跋文,每个蝌蚪文旁边刻有楷书释文。1935年,碑上文字遭到毁损,残碑现竖立在禹里酉山山顶

周宗何以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突发思古之幽情,对建禹庙、刻禹碑如此热心?高简在岣嵝碑《跋文》中作了说明:一是为了“壮石纽之灵”,也就是丰富大禹诞生地石纽山的大禹文化;二是要表明他对处理民族问题的态度。关于第二点,跋文有如下表述:“○(原碑字迹不清,下同)石泉石纽山,禹产地也。今○○边圉乃为之庙,可谓有志于古矣。昔禹○师振旅,三旬,有苗○○。周君之意,岂非欲修文德以化戎而为庙貌乎哉?”

跋文首先肯定石泉石纽山是大禹诞生地,认为周宗在这地处边远且战乱频繁的军事要地修建禹庙,可以称得上是有志仿效古代圣人了,这个值得仿效的圣人就是大禹。由于年代久远,石碑跋文中有的字已经漫漶不清。还能够辨认出的文字中有“昔禹○师振旅,三旬,有苗○○”,根据有关资料补上模糊的文字,应当是“昔禹班师振旅,三旬,有苗逆命”。这个典故出自《尚书》。《尚书·大禹谟》载:当年大禹奉命征伐三苗(即有苗),历时三月,三苗仍顽抗不服。大禹于是听从伯益的建议,放弃武攻,改以文德感化,班师回朝,叫人手持盾牌和雉羽而舞(宣扬武功和文德)。经过七旬,苗民受到感召,就自行归顺了。

自明代初期起,明王朝以武力对民族地区实施征伐,加深了民族矛盾,因而战乱不已,给羌汉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周宗戍守石泉时,干戈方息,羌民怨恨未消,官军则屯兵坚壁,严阵以待。在这种形势下,周宗建禹庙,刻禹碑,乃是借题发挥,表明自己要彰扬大禹精神,“修文德以化戎”,也就是要像大禹一样用文德感化羌民,进而消除对立情绪的政治主张,并警示后世主事者偃武修文,重视对羌民的抚化。

从岣嵝碑后的落款中得知,参与刻建者还有一位军官,就是巡视石泉的利州卫千户赵勋臣。利州卫,在今广元,千户,带兵千人的军官。这个利州卫千户赵勋臣的名字,还出现在今开坪乡永平堡旁边的“何公生祠碑”上,说明他是修建“何公生祠”的参与者。他既参与了修建纪念何卿的祠堂,也一定参加了何卿征伐白草羌的血腥战斗。有这种经历的将军也热心参与刻建岣嵝碑,说明反对黩武者不独周宗一人。此时羌人与官军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官军已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周宗等人不迷信武力,主张学习大禹,用“修文德”的策略使羌人心服,就显得非常可贵了。


1994年根据民国《北川县志》收录的拓片在禹穴沟口禹王庙翻刻的岣嵝碑

周宗刻建岣嵝碑所表达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基本上是明代后期官方处理北川民族问题的共识。周宗刻建岣嵝碑之后3年,龙州(平武)土司内讧,最终发展成为薛土司对抗官军的叛乱。平定叛乱后,朝廷仅处决了为首的薛兆乾及二十几个同谋者,对参与和官军作对的关外数千白草羌人并未追究治罪。又过了几年,与北川相邻的松潘部分番寨相继聚众围攻官军城堡,遭到巡抚王廷瞻的镇压,番民纷纷逃匿。有暗探密报北川羌寨窝藏了作乱的番人,镇守北川的军政官员在了解实情后为羌民洗清了冤情,解除了朝廷的疑虑,使羌寨避免了再次遭受军事打击的灾难。这些“修文德”的做法,一定程度减少了羌民对官方的仇视。周宗刻建岣嵝碑之后18年,开坪、坝底以西北的白草羌终于表示愿意“归顺”,被纳入石泉县版图,北川地区长达一百多年的动乱纷争宣告结束。

如今,周宗所刻建的岣嵝碑虽然已遭受严重损坏,仍静静地矗立在禹里酉山顶上,人们只把它当成大禹文化的遗存来加以保护,却极少有人知道这座古碑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