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绵阳·地名故事之北川桂溪镇

桂溪——红军始用的乡名

桂溪镇，因镇政府驻地设在桂溪场而得名。桂溪场位于内地通往平武的交通要道上,早在明代就已经形成了物资交易市场，1633年正式设立场市,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了,是北川境内设置最早的场市之一。至于桂溪这个名称的来由，据说是因下街子平通河畔有一棵桂花树，每年八月中秋，桂花飘香，溪水潺潺，故称桂溪。这应该是现代人根据字面意思所作的解释，虽然有些勉强，但也不太离谱。

桂溪旧属平武县管辖。平武古为龙州。宋代，境内的少数民族按照所处地域和文化习俗分为三个族群，分别称为白马寨、木瓜寨和白草寨，总称龙州三寨，桂溪地域属于白草寨。南宋后期，朝廷设置龙州三寨长官司，开始实行土司制度。明代，白草寨演变为白草番地，其居民则被称为白草番（羌），仍属龙州土司管辖。1566年，明朝政府在龙州改土归流，桂溪改由新设的龙安府（平武县）管辖。1725年，清政府将徐坪垭以西划归石泉县，徐坪垭以东的桂溪仍由平武县管辖，直到200多年后的1956年，才划归北川。

桂溪虽然早在明代就设有商品交易的场市，但将桂溪用作乡级行政区的名称却很晚，时间是1935年。当年红四方面军除了在垭上设置龙凤乡，还在火神庙设桂溪乡，这是桂溪成为乡名之始。当年红军撤离后，桂溪乡不复存在。1956年，桂溪一带由平武县划归北川县管辖，当时的乡名叫甘溪，划归北川县后仍称甘溪乡。北川接管后，将甘溪乡辖区的北部划归云龙乡，并将云龙乡政府驻地由徐坪垭迁到桂溪场。桂溪再次被用作乡名的时间是1981年。是年9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规范地名，才又恢复当年红军所使用过的乡名，将云龙乡改为桂溪乡。2014年，桂溪乡改建为桂溪镇。

桂溪镇新貌

徐坪垭——曾经的苏维埃县城

桂溪场西面之山口叫徐坪垭，俗称垭上。徐坪垭这个地名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明代在这里建有一座城堡，名字就叫徐坪堡。徐坪堡系1475年龙州薛土司的族人薛永威所建，常年驻军近百人，主要用作防范白草羌对内地通往龙州交通要道的滋扰。徐坪堡的存续时间仅70多年。1547年，四川巡抚张时彻、松潘总兵何卿大征白草羌之后，认为平通堡（在今平武县境内）、罐子堡（在陈家坝）和徐坪堡设置不当，“废三堡而设伏羌，重兵守之”，也就是在今都坝乡皇帝庙村另建伏羌堡，取代了上述三个城堡。官军弃守徐坪堡后，城墙之类的防御设施并未马上拆除。十几年后，这座由龙州土司薛兆乾的前辈修建用来抵御羌人的城堡，却被当作对抗官军的据点。1565年，薛兆乾因为与其下属土司李蕃矛盾激化，殴杀了李蕃父子，继而胁迫土司王华相助，见王华不愿合流，又将其全家杀害。驻守龙州的官军闻讯前来追究，薛兆乾于是带领自己所属土军，并纠集平武西南部和北川关外的白草羌数千人，分别据守在包括徐坪堡在内的城堡中，阻断官军由内地经桂溪、平武通往松潘的粮草运输线。次年，薛兆乾在与官军的对抗中失利，向北川关内的北川羌求援，未获得响应，随后兵败被诛杀。朝廷趁势在龙州改土归流，包括徐坪垭在内的今平武西南部和北川关外地区自此结束了土司统治，成为龙安府(平武县）直接管辖区。

到了民国时期，徐坪垭一度成为经贸活动场所。1932年，鉴于平武县所属桂溪场的地方势力欺行霸市，属北川县管辖的徐坪垭以西的乡民极为不满，陈家坝的乡绅们遂议定在徐坪垭另设一个场市，来抵制桂溪场，并以陈家坝曾经用过的名字来命名，称为龙凤场。

徐坪垭设置场市三年后，还一度成为北川境内的县城。1935年4月中旬，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桂溪，在徐坪垭新建了一个县级政权。虽然县苏维埃驻地徐坪垭已属北川地界，但这个县所辖区域中，从东溪（今属曲山镇）到陈家坝、垭上一带历史上均属平武县，其余都贯、桂溪等地当时还属平武县管辖，所以取平武南面之意命名为平南县。龙凤场这个名字也派上了用场，红军在徐坪垭所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均以龙凤命名，称为龙凤区苏维埃和龙凤乡苏维埃。于是徐坪垭一度成为县城和区、乡政府的治地。

桂溪镇垭上

徐坪坝——沸腾的红军接待站

红军纪律严明，受到贫苦群众的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西征的目的，是迎接正从云南北进入川的中央红军，预定会师的地方在今阿坝州，所以主力部队到达桂溪后直接向西面陈家坝方向进军。徐坪垭是红军西进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其后勤保障基地。红四方面军兵力约8万，加上后勤人员、党政机关和随军家属，总人数达10万以上，后勤保障任务极其艰巨。为了支援红军，当地群众在龙凤场附近的徐坪坝办起了接待站，专为过往红军和筹粮运粮的游击队开展后勤服务。徐坪坝接待站除备办伙食外，还设有大铺，从此进入北川的红军和川陕省委机关均得到热情接待。接待站黎明就开饭，深夜亦未停火。每天红军来的来，走的走，住的住，流水席一轮接着一轮；服务人员烧水、煮饭、扫地、安铺，忙个不停。红军在桂溪两个多月期间，当地群众一直坚持提供后勤保障。1935年7月，红军撤离，苏维埃政权自然消失，龙凤场也随之冷落，徐坪垭再度回归平淡，成为一个普通的村落。

徐坪坝新貌（图片左边的居民安置点）

汪玉成——甘愿“修理地球”的老红军

当年徐坪坝一带的群众除了为红军提供后勤支持，还积极参加红军，仅小小的龙凤乡，就有389人参加红军，几乎占了全乡青壮年的一半，被红军编为一个加强营。后来，这些热血青壮年绝大部分牺牲在长征路上，或者在其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徐坪坝，有个叫汪玉成的汉子，在走过了十几年的艰难岁月后，迎来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据他自己说，当年两大主力红军在今阿坝州会师以后，他由红四方面军调整到中央红军，负责为红军参谋长、开国元帅刘伯承牵马。他本来不叫汪玉成，因为刘伯承的夫人叫汪玉华（汪荣华），和他姐弟相称，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汪玉成。新中国成立后，汪玉成怀着对故土的眷恋，放弃了在城里工作的机会，直接回到老家徐坪坝重操旧业，每天“修理地球”，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几十年间，汪玉成从不以革命功臣自居，不向政府要求特殊优待。不仅如此，他还反对自己的亲属享受照顾，当其在世之时，其后人全部在家务农，没有一个谋取公职。

烟云洞——两三万年前的古人类穴居的地方

1989年,因扩建江油至平武的公路，在今桂溪镇所属的甘溪甘龙洞(裂隙)发现一批化石材料。经中国社科院黄万波、顾玉珉等专家鉴定，其中有1枚人类左下侧门齿化石，属一青少年个体，系晚期智人。与其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计有豪猪、熊、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华南巨貘、中国犀、猪、鹿等。这一重要发现,把北川的历史推前了两万年。

虽然甘龙洞裂隙被专家称为一块宝地，但后来由于公路建设施工需要，已被破坏殆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遂于2002年10月对甘龙洞附近的多处洞穴开展调查。随后根据洞穴内堆积物的保存状况，上报国家文物局批准，于2005年8月10日至9月15日对甘龙洞东北约300米的烟云洞进行了发掘。

烟云洞俗称烟洞子，处在平通河左岸九皇山旅游风景区南侧的山腰上，海拔698米。烟云洞与平通河常年水位线的落差约为100米，与公路的落差为88米。这一带为石灰岩山地，岩溶发育良好。平通河左岸地势较开阔，山坡浅缓，分布有洞穴、裂隙。考古专家根据洞内环境，布设探方3个，发掘面积约58平方米。共清理出5处遗迹，其中有更新世晚期的火塘1处、灰坑1个，以及多处灰烬遗迹；另有明清时期的灶1座、池1个、坑1个；发现石器、石叶、青花瓷片、白瓷片、釉陶片等遗物，及较多的哺乳动物化石。此次发掘清理出火塘、灰坑、灰烬、灶﹑池、坑等遗迹，其中火塘、灰坑和5处灰烬遗迹属于新世晚期，灶、池、坑属于明清时期。

    该遗址出土有石器﹑青花瓷片﹑白瓷片﹑釉陶片等遗物。打制石器较少，岩性均为水成粉砂岩，硬度较大；器类包括石斧、刮削器、刻划器、石叶等。该遗址地层堆积中共发现96枚动物牙齿或骨骼化石。经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鉴定，计有动物化石17种，均为哺乳动物，包括鹿3枚、黑鹿3枚、水鹿2枚、四川麂1枚、赤麂2枚、中国犀2枚、野猪2枚、豪猪4枚、无颈鬃豪猪2枚、扫尾豪猪2枚、亚洲黑熊2枚、竹鼠1枚、咬洞竹鼠56枚、最后斑鬣狗1枚、四川猴1枚、鼬2枚、水鼩4枚。其中偶蹄目6种（鹿、黑鹿、水鹿、四川麂、赤麂、野猪），食肉目3种（亚洲黑熊、最后斑鬣狗、鼬），奇蹄目1种（中国犀），啮齿目5种（豪猪、无颈鬃豪猪、扫尾豪猪、竹鼠、咬洞竹鼠），食虫目1种（水鼩），灵长目1种(四川猴)。

此次发现的化石标本之中，最后斑鬣狗、四川猴、四川麂、水鼩、无颈鬃豪猪、咬洞竹鼠是更新世中晚期的属种，已无现生属种；亚洲黑熊、鹿、水鹿、扫尾豪猪、鼬类是更新世的属种，但仍存在现生属种；赤麂是更新世中期属种，存在现生属种；野猪是更新世晚期属种，存在现生属种。总体上来说，烟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其生存年代应该在更新世晚期。由此推断该遗址的年代距今约两三万年。

此次发掘出土的石器标本数量极少，不便于与同时期其他遗址或地点出土的器物进行对比研究。但该遗址清理出的更新世晚期火塘和灰坑在四川地区还是第一次。用火遗迹在四川省境内是继汉源富林遗址之后的第二次发现。上述新发现为四川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

桂溪镇烟云洞洞口

考古人员在烟云洞筛选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