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素

人物生平

刘景素，1911年出生于今江油市武都镇，父亲刘绳初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一生追随中山先生从事反清反北洋军阀政府的革命斗争。刘景素从小深受父亲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1925年考入龙绵师校，在共产党人张秀熟、章璞、姚次恭等人的教育、引导下，由一个进步青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30年考入黄浦军校第八期步兵科学习。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因抗战有功、才能出众历任参谋、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少将司令等职，长期潜伏敌营为党和人民工作。1949年12月，率独立纵队在德阳什邡与国民党十六兵团等其他将领联名通电起义，终于回归组织。建国后曾在安徽省教育厅、合肥师范大学、安徽省政协、安徽省人民政府工作，1986年病逝于合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奉献了一生！

 

铭记父训 立志报国

1911年2月10日，刘景素出生于今江油市武都镇。父亲刘绳初自1907年加入同盟会后，一直为联络会党、策划武装起义忙碌奔波。刘景素出生还没满月，便又匆忙出走了。

刘景素从小聪明伶俐，刚满七岁就被送进了私塾。刘景素的领悟力特别强，学业十分优秀，同时性格也倔强，生性好动，顽皮得出奇，但在顽皮中常常显露出他勇敢和机智的素质。刘景素自幼喜欢游泳，时常和几个小伙伴在学前学后偷着下河游泳，先生和母亲多次制止都无济于事。后来先生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放学时在他们几个孩子的手背上用墨作上记号，回家后由家长检查手背上的墨迹是否还在，要是墨印被水冲洗掉了，兔不了是要挨打。刘景素眼珠转了几转，便想出了奇妙的办法。他用一只小碟子偷偷地从家里倒了一些菜油，藏在河边的草丛里，每当先生在手背上作了记号，他便和伙伴们在记号上涂上一层菜油，然后再下河噗通噗通地玩个痛快，回到家后，墨迹依然完整地留在手背上。刘景素除了顽皮淘气之外，最大的兴趣便是画画。他常常一个人静静地伏在大伯父药铺内的柜台上涂涂抹抹，比着样子描下来，倒也十分相像。

一年盛夏，刘景素父亲抱病回到了家乡。刘景素和家里人一样，为父亲的归来十分高兴。也许父亲预感着自己将要不行了，特地托大伯父宴请了一位精通少林拳和太子功的武术名师教刘景素习武术和气功。从此，刘景素与武术和气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久，刘景素父亲真的卧病不起了。临终前，把8岁的刘景素叫到跟前，用微弱的声音艰难地说：“孩子，你年纪虽幼，也应立有大志。你一要好好学习，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沿着父亲的路走下去，一定要立志报国。”父亲逝世后，刘景素一直铭记父亲“立志报国”的遗训。他立志，长大了要象父亲一样，做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

 

在龙绵师校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

刘景素父亲去世后，家境渐渐陷入了困顿之中。1924年11月，刘景素高小毕业。经过紧张的复习应考，于1925年3月考入龙绵师范学校第九班就学。

龙绵师范学校开办予“五四”运动前夕，学校新风气非常浓。自办校以来，受聘来这里任教的教师大都是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和“五四”革命潮流洗礼的进步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张秀熟、章璞、姚次恭，任梓勋等都曾先后在这里任教。这里的一个最大特色便是同学们好读新书报，诸如《新青年》《中国青年》《语丝》《小说月报》《唯物主义入门》《政治学概论》《独秀文存》《陈独秀演讲集》《新社会观》等书刊。再就是同学们纷纷结社，广泛联络,开展各种各样的座谈会、讲演会及文艺演出。

刘景素进校后不仅学习刻苦、刻苦专研各种各样的课外书籍，而且爱好还特别广泛。除了每日早起坚持武术、气功锻炼外，在音乐、体育、美术等诸方面都颇有特长。他活泼好动，生性乐观，谈吐幽默风趣，又待人爽快诚恳，乐于助人，同学们都喜欢和他相处，称他为“快乐之神”。同学们开展的一切进步活动，都少不了他，无论是办壁报、搞宣传，还是演出文娱节目等，他都是极其重要的角色。他多次与谭德政等同学登台演出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话剧、双簧等，受到同学们的一致欢迎和好评。    

不久，上海传来"五卅”惨案的消息。同学们相互传告，议论纷纷，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无不义愤填膺。第六班学生谭德政在学校的操场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向同学们介绍了日本资本家枪杀我同胞，英、日、美等帝国主义联合镇压我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屠杀游行示威学生的残酷暴行，呼吁同学们起来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刘景素深深被谭德政的演讲所打动，被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所感染。他和广大同学们一道，在谭德政的带领下冲出了校门，奔上了大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斗争中，与刘景素同班的邹风平表现得特别勇敢，无论是焚洋货还是砸教堂，总是冲在同学们的前面，引起了刘景素深深的钦佩。

这天夜里，同学们余兴未尽而难以成眠，寝室内、教室里，纷纷三五成群，慷慨激昂地议论着国事。刘景素和邹风平尤为谈得来。邹凤平告诉他，国文教员姚次恭先生学识非常渊博，他喜欢和姚先生接近，在姚先生那里可以读到很多新书报，姚先生在成都高师上学时曾经参加过王右木组织的“马克思读书会”。接着，邹风平把从姚先生那里听来的关于王右木的一切，诸如王右木东渡，日本留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最后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组织“马克思读书会”，又创建四川的党团组织，领导四川的革命运动等等情况，较为详尽地告诉了刘景素。这天夜里，刘景素第一次听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共产党”这样的新鲜名词，虽然理解还很模糊，但却为自己的家乡能出现王右木这样的伟大革命先行者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也暗暗下定决心，立志改革社会，为国家的兴盛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志同则道合。从此，刘景素和谭德政、邹风平等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一同研读新书报，深入社会调查，组织同学们为配合北伐战争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他们一起建立“涪波社”，首批会员有40多人。他们一面组织社员学习《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政治经济学讲义》等马列主义书刊，一面秘密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针对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后的政治形势，经过一番努力，争取到学生会下设的28个组的组长都由“涪波社”的社员担任。这样，便可利用合法的学生会组织开展活动。

在龙绵师校的革命风潮中，刘景素始终和谭德政、邹风平等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经受了艰苦的磨练和考验。

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

刘景素师校生活已接近尾声，何去何从，刘景素陷入了深深的惆怅之中。他自幼便向往着做一个军人，渴望着带兵打仗，以立功于国家和民族。于是，刘景素背着大伯父偷偷跑到绵阳找到任二十九军副军长的孙震，要求接纳他入伍当兵。孙震委婉地拒绝了他，说他17岁的年龄吃不了那分苦，最好是把握住一个好机会去报考军校。刘景素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江油，内心里颇感烦恼和苦闷。恰在这时他收到了谭德政自绵阳左家岩白池口日新小学寄来的书信，盛情邀他毕业后前往白新小学任教。

刘景素与谭德政在龙绵师校相处了两年的时间，深知谭德政思想深刻，敏锐机警，为人正直且又看重友情，打心眼里佩服他。现在接到谭德政的邀请信，十分高兴。刘景素盼望着重新和谭德政在一起共同研读书报、探讨时政、寻找改造社会的途径。

1928年春天，刘景素到了日新小学，在日新小学任四工科（音乐、体育、美术、手工）教员，在谭德政的引导下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刘景素和谭德政、冯希贤等利用课余或星期天的时间深入到左家岩盐业工场和附近的农村，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农民识字班，通过帮助工农群众学文化，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培养他们的革命意识。

日新小学的活动影响愈来愈大，引起了当地土豪劣绅的仇视。1930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谭德政因公务到绵阳教育局去了，刘景素只身一人到左家岩盐场开展工作。驻丰谷镇的孙维武团派一连军警到学校抓走了冯希贤、李传玺等五名教员，又连夜包围了谭德政家的住宅。刘景素听到这个消息后，收拾好行李，告别了日新小学。

1930年9月，刘景素考入黄埔军校第八期二总队步兵科，到南京就学。进校后不久，他便结识了志趣相投的张全中，他们共同的对黑暗社会的不满，有共同救国救民的愿望，以及共同的对黄埔军校的失望，使他们友谊日渐加深。刘景素在黄埔军校刻苦地学习军事知识，积极地参加军事训练，成绩名列前茅，在体育方面，无论是篮球、足球等球类活动还是游泳方面，都是军校内出类拔萃的健将。

1933年9月，刘景素毕业后被分回了四川，刚好被分到驻绵阳的二十九军孙震部供职。那时，孙震已和他姐姐刘琼华在上海秘密结婚，这种亲属关系，对刘景素今后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我党的地下斗争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在孙震部，他先后任过学兵队长、上尉参谋、少校警卫连长等职。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上下掀起了空前未有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目睹民众高涨的抗日激情，刘景素热血沸腾，主动找到当时已升任二十九军军长的姐夫孙震请缨抗日，但因担任保卫司令部长官的重任，未能直接参战。

未上前线的刘景素服从安排，恪守尽职，在南盘村战斗中救护邓总司令有功，被晋升为四十一军一二四师三七六旅野战补充团一营营长，于1938年4月受命回川接收、训练新兵。刘景素回到四川后，在绵阳招募、训练新兵，常往来于成都和绵阳之间。他暗自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广泛结实进步人士，寻找党组织，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38年7月，经甘道生、周俊烈介绍，程子健监誓，刘景素在成都健康旅社秘密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刘景素进一步向党组织反映了他二姐刘琼华与已升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十一军军长孙震的关系。党组织秘密地指示他，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特殊关系，争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随时准备着接受党给予的重要任务。有了党的领导，新兵的整训工作更有了起色。刘景素系统地学习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既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也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党组织秘密领导下的这支新兵队伍，经过严格的整训后，官兵一致，同仇敌忾，热切地渴望着早日开赴前线痛杀日寇，收复失地。

 

出川抗日浴血奋战

1937年9月，刘景素跟随孙震所部第22集团军出川抗日，后来历经国民政府组织的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转战山西、山东、湖北等地。

出川抗战以来，刘景素亲自指挥和参加了大小战斗几十次，都成功地完成了战略任务，特别是在湖北大洪山的一次战斗中，他一战成名，名噪襄樊，这就是有名的“袁家台子阻击战”。1939年4月，日寇集结10万重兵进攻湖北襄樊，刘景素率731团奉命据守大洪山南麓袁家台子地区。26日拂晓，日军竹村联队开始对袁家台子疯狂进攻，气焰嚣张，刘景素不畏强敌，冷静应对，周密部署，率领全团官兵顽强阻击日寇。战斗从早晨打到傍晚，连续击退敌人8次进攻。在最危急的时刻，眼看敌人冲上阵地，刘景素怒火中烧，脱掉上衣，从背后抽出雪亮的钢刀，大吼一声：“有种的跟我来！”率领守阵官兵冲向日寇，与敌人展开贴身肉搏，砍得鬼子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入夜时分，在成功完成阻击任务后，刘景素率团奉命撤退。

“袁家台子阻击战”从战果看，日军伤亡800余人，而731团仅伤亡100多人，刘景素受到李宗仁通电嘉奖，而竹村大佐因贻误战机被枪决，这在抗战时期中日两军对决中，实属罕见的胜利；从战略上看，731团成功阻击强敌，既为第五战区和22集团军重新调整战略部署赢得了时间，也使日寇企图迅速合围、攻占襄樊的阴谋彻底破产；从战术看，刘景素采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部署而获得成功，日军骄纵冒进，损失惨重，延误了整个战略部署。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袁家台子阻击战”都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此战不仅展示了刘景素出众的军事才干，彰显了全团官兵舍生忘死的报国情怀，而且沉重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大长中国人志气！

随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刘景素率领731团在大洪山区与新四军游击队密切合作，粉碎了日寇进攻襄樊的计划，立下了赫赫战功。

足智多谋救同志

1939年7月第22集团军移驻湖北枣阳，枣阳境内的平林店交通站是我党秘密交通站。7月下旬的一天，该交通站被特务侦破，当时驻平林店的22集团军司令部高级参谋刘公度派兵抓捕了我党5名同志，其中包括陶铸同志的爱人曾志和中共随枣地委领导人。

在一番严刑拷打后，5名同志宁死不屈，无一招供，国民党刘公度决定请示司令部后就地处决。这天下午他给枣阳司令部打电话向总司令孙震请示，恰巧孙震不在，接电话的是刘景素，听到这个消息，刘景素心急如焚，但仍镇定应对，他当即请刘公度将人押送到司令部。随后立即回到自己办公室写了一张字条，上面这样写到：“审讯时，就说是广西73师的政工人员，现受派遣特到第22集团军特派员胡春浦处报到，肩负重要的对日作战情报任务，不能轻易泄露身份和机密。”（胡春浦也是我党潜入22集团军的情报人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派驻22集团军的特派员，刘景素的秘密直接领导）然后将字条交给执法队里一名自己的同志，在押送途中字条传到曾志同志手里。

到了司令部，刘景素又像模像样地搞了一次假审讯，最后以“纯系误会”了结，他向姐夫孙震报告情况后，孙震让刘景素赶快放人。

由于刘景素的沉着机智，巧于应对，我党的五名同志安全脱离了险境。

然而，刘景素的“潜伏”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刘景素在大洪山区与新四军游击队的密切合作和智救交通站种种事情，被二十二集团军内部的蒋介石嫡系政工人员怀疑，在孙震面前举报刘景素是共产党员，孙震大怒，面对压力，只好把刘景素调离部队，遣送回川接受审查。

以成都“商人”的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1939年8月，刘景素离开襄樊前线回到了四川成都。回到成都后，姐姐刘琼华对刘景素没有丝毫理解和同情，反而横加指责，使得他非常苦闷。正当此时，党组织秘密指示刘景素报考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他向姐姐讲了自己准备投考陆军大学特别班的打算，也得到了姐姐的热情支持。从此，他便在家里一心一意地攻读各科军事教程，准备应考。为此，姐姐刘琼华非常高兴，姐弟之间的矛盾也缓和下来，而且比以往还更亲密。

然而，刘景素投考陆军大学特别班竟然名落孙山。刘景素深感愧疚和不安,于是决定求得姐姐的帮助，利用姐姐在成都的街房和经费，在成都经商。这样一则可以给家人生意人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以图渐渐得到孙震的信任；二则经商获取的利润可用于党组织的活动所需，以解决我党目前的经费困难；三则可以在商行里设立党的密联络点，以掩护我党的地下活动。

从此，刘景素利用姐姐的街房，依靠姐姐出资，在成都市长顺下街办起了“西城招待所”、“西城酒家”、“西城商行”。他做三处生意的总经理。由于善于接洽交际，又利用孙震四十一军在成都留守处的警卫连作保护，一时生意兴隆，成为了成都商界的红人。

就这样，刘景素以“商人”的面目出现，以经商为掩护，淡化了孙震对他的疑忌，缓和了家庭内部的矛盾，秘密地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由于有孙震这一层关系作掩护，这个秘密联络站显得安全可靠，保护了很多同志。从1940年到l942年期间，三处生意的纯利润除了自己的生活开支外，几乎全部上缴给党做了活动经费。凡外地来蓉的同志，都由他解决吃、住问题。他不仅在开展工作和活动方面尽量给同志们提供方便，而且在生活上也给同志们无比热情的关心和照顾。

 

取得信任重返前线

1942年春，孙震有心起用刘景素，但仍有些迟疑不决。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把刘景素送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军训团去受训，只要经过中训团的培训和审查，再度起用才名正言顺。

刘景素对孙震提出的送他到中训团受训百思不得其解，以为孙震要对他下毒手，于是急忙向党组织汇报。经过党组织的分析和开导，刘景素茅塞顿开，决定凭借自己坚定的意志、敏锐的触觉和应付突然事变的能力，打开新局面。

1942年4月，刘景素抵达重庆，进了复兴关国民党中央军训团。中训团是一块黑暗与恐怖笼罩着的法西斯训练基地，气氛极其紧张恐怖，常常有受训者在深夜熟睡中被抓走，弄得人人自危，提心吊胆。训练结束后如系有疑点的人，还不能毕业，将被送到白公馆中美合作所再接受特种审查。刘景素曾被列为送白公馆在审查的对象，幸亏孙震亲信硬保，才顺利从中训团毕业。

中训团结束后，刘景素又回到了成都。由于刘景素通过了中训团受训这一关，加之姐姐刘琼华的努力，孙震终于下定决心重新起用他，同意他返回襄樊前线。

1943年过了传统春节后，刘景素便要上前线了。经过10多天的车旅劳累，刘景素终于到达襄樊前线。然而，使他失望的是，孙震仅安排他做总司令部上校额外参谋，不过是一个无事可做的闲职而已。

不久，老河口被日寇重兵围困，形势十分危殆。担任守城任务的一二二师张则荪团长突然患痢疾而不能指挥、战斗，孙震临时派遣刘景素前往老河口代理团长职务指挥作战。接受任务后，刘景素十分兴奋，终于有了机会上战场杀敌。10天之后，刘景素凯旋归来。然而，刘景素并未能因打了胜仗而就此带兵，却仍然以额外参谋的闭职呆在总司令部。

机会终于等来了。1945年3月中旬，日寇进攻襄樊，同月下旬，襄樊失守，四十一军一二二师被困谷城，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总司令孙震命刘景素以总部联络参谋的身份前往谷城指挥督战。刘景素赶到前沿阵地已经是凌晨，日寇正在猛攻我一二二师三六六团、三六五团前沿阵地。刘景素见日寇十分嚣张，愤怒至极，迅速潜入我军前沿阵地指挥督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正面进攻。敌军损失惨重，不得已乃向茨河方向撤退。孙震大赞刘景素的指挥才干，特奖赏大洋500元以资鼓励。    

然而，两次立功却都没能完全取得孙震的信任，仅安排刘景素任总司令部三课课长而已。

时机成熟  率部起义

1945年5月9日，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上彻底失败，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被迫发出乞降照会。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下令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7年6月，刘、邓大军从鲁西地区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我军全国性大反攻的序幕。这时胡临聪（刘景素的顶头上司，对刘景素的军事才能颇为欣赏）向孙震力荐刘景素，孙震考虑再三，终于决定任命刘景素为三六六团团长。得到正式的任命通知后，刘景素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自1939年被摘去兵权后，经过八年之久，终于重新获得带兵的权力。

刘景素除指挥三六六团外，还指挥五绥靖公署总预备队所属的两个炮营和一个化学炮连。每次有搜素、出击任务时，都敷衍应付了事。如果遭遇我军部队，只放一放空枪便命令部队撤回。

1949年5月，刘景素被任命为川鄂绥署独立纵队副司令。10月，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喜讯，刘景素夫妇激动不已。在形势的催逼下，刘景素开始暗中策划，决定在适当的时机与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直接联系，率部起义以配合解放军入川，消灭国民党蒋介石的残余部队。

刘景素计划把部队拉到梓潼、金堂、新都一带后向成都推进。当部队到达新都的狮子庵时，刘景素在派人前往什邡与董宋珩联系的同时，又派副官张霖赴成都找到王尧贞一道去东大街“宝元通”绸缎镝与川西工委的易野元同志联系。中共川西工委命刘部就地起义后赶到什邡集结。刘景素部队集结于什邡后，由参谋主任蔡伯钧代为指挥，刘景素即赶到成都向一野十八兵团政治部刘玉衡报到，并会见了组织部副部长马识途同志，恢复了组织生活。

自受命潜入国民党军队以来，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的磨炼，付出了多少艰苦卓绝的努力，今天，终于完成了党给予的任务，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在党的教育路线奋斗一生

1956年夏，省教育厅安排刘景素到省委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合肥师范专科学校任总务处主任。从此，刘景素便在高教战线上从事着平凡的后勤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的教育事业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个经历过血与火鏖战的将军，而今却做起了高等学校的后勤工作。由于后勤工作在整个学校不是处于教学工作的第一线，因而常常被人瞧不起。但后勤工作却是最具体最烦杂、也是最苦最累的，稍微有考虑不详尽和安排不周到的地方，就会吃力不讨好。尽管这个工作和自己平生所学、和自己过去带兵打仗相距了十万八千里，但刘景素却热爱这个工作，很快就适应了，并全身心投入了这份工作。

刘景素到职不久，正值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合肥师院也计划扩建2000平方米的教学大楼。在催请调拨钢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的过程中，他常常顾不得吃饭和休息，骑着自行车成天奔跑于各物资部门之间。一次在车水马龙、人流拥挤的南门桥头，为给一位拉人力车的老工人让道，他自己却不幸跌下自行车，伤了右臂，但他缠着绷带仍然奔波忙碌。由此，教学大楼的扩建工程得以按期竣工。

刘景素始终保持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本色，他的内衣总是补了又补，直到去世，竟没有一件没打补丁的内衣。在工作上，他也总是处处为国家节约。一次出差到上海，一位朋友的孩子拿着一叠车票找到他说：“刘伯伯，你回去后帮我报销一下吧！”他接过手后爽快地说：“好吧，我给你报销！”说着，便掏出自己身上的钱付给了这个孩子，转过身却把这些车票撕碎后扔进了垃圾箱。

1978年7月11日，中共安微省委组织部〔1978〕36号文件《关于恢复刘景素同志党籍问题的通知》下达后，刘景素终于恢复党籍，成了真正的中共党员。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景素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发挥作用，为党的事业奋斗着。1986年7月11日13点45分，刘景素因急性心肌梗塞去世，时值75岁。刘景素同志长期潜伏在敌营里，身处险境，临危不惧，默默地为党和任命担负着特殊而又神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