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诗荛

一、少年时代，受祖父宣传保路运动的影响。

袁诗荛（1897~1928），名首群。1897年5月18日出生于盐亭县城西北60华里今柏梓镇灵瑞办事处龙顾井村梓江南岸莲花峰山下一个耕读为业的农民家庭，从小跟随父母劳动。祖父袁辉山是满清秀才，父亲袁恩洪是忠厚老实的庄稼人，母亲刘氏勤劳俭朴。袁诗荛7岁发蒙，在龙顾井私塾诵读诗书，两年后因祖父应聘到本县鹅溪书院，随祖父就学于此，。11岁时，因袁辉山应聘故土麟亭书院故回乡读书。1911年，祖父回乡宣传保路运动而感动14岁的袁诗荛深受教育。1912年，到盐亭县城报考高等小学堂，学习新学。

二、青年时期在省第三师范参加护国讨袁学生军。

1913年，16岁的袁诗荛以优异成绩毕业，因母亡家贫，考入公费的位于遂宁城关镇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于1914年春季入学。在省第三师范受到进步校长洪北川和进步教师孙炳文的影响。中师第二学年春天即1915年4月，他改名“首群”而投笔从戎，参加张澜招募的护国讨袁学生军到顺庆府（南充）。1915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亡，“护国运动”结束，而后大权实际上被军阀、官僚操纵掌握，袁诗荛大失所望，申请退伍，返校续读。因洪北川校长倡导爱国运动被政府撤职，全校师生不满新派来的卢姓校长道德败坏，袁诗荛积极投入反对新校长的“择师”斗争，结果被校方开除，他满腔愤慨，辗转来到成都。经友人介绍，他一头扎进一所私立中学，埋头攻读起来。

三、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改革学生伙食由官办为自办。

1917年秋，20岁的袁诗荛考中了办在皇城坝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在高师校，袁诗荛是最刻苦、最守校规、最优秀的学生。据张秀熟老人在95岁时回忆：“在1917年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名牌上，我看到国文部新生第一名是袁首群。当时不认识他，但知道他和我一样，来自农村，是一个乡巴佬”。“在学习上，诗荛真是好学不厌，因此，在他们这一年级，接连四年都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的第一名。他的好学不厌，不是为了他将来要准备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更能对人民做出一番事业” 。

他那时穿套黑布旧制服，穷苦而机灵，通过《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接触了新思想。交往中，同学们喜欢他口直心快、光明磊落又擅长筹算，推举他当学生自行民主创办的伙食团的总管。他在高师校做的第一件对学生、对人民有益的事，也是对后来革命有益的事，便是改革学生伙食为自办，张秀熟回忆道：“不久，学校开了一次大会，介绍预科伙食革新经验，作报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袁首群。他把伙食问题看成一个大问题。他说，官费生的伙食，必须首先把学校的官办伙食改为学生自办。他提出了一整套他们预科的改革计划和已经实行的成果。听得人人满意。过去认为学生不能自办伙食，也无法自办伙食，现在有了一套组织、办法，而且并不损害学生的学业，大家都决心学习这个办法。不久高师全校几个伙食团都改为学生自办。接着成都许多学校也开始了学生自办。这是诗荛第一次为群众解决困难的初步成果，是他为群众服务的第一次露面”。 这为他在高师校在整个成都30余所大中专校学生中树立崇高的威望奠定了基础。

四、组织成都学生声援五四运动，被选为省学联副理事长。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成都，诗荛对五四运动极为热忱。一天清早，高师同学们正在食堂开饭时，诗荛未经任何人提议，突然站上一张高桌，宣读了《川报》登载的北京五四运动学生的爱国斗争。他愤激的态度，热情的表达，立刻激动了全体同学。所有同学开始无一不认识这位袁诗荛，群众马上推举他出来号召这一运动，他义不容辞，负起了这一伟大责任。接着他又和张秀熟一道，组织本校同学在高师礼堂“至公堂”前面的广场上参加成都30余所大中学校的大会，并代表成都学生草拟电报，号召各行业一致行动，声援北京。各学校数千名学生要集中游行，于是他意气风发，率领几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很快，北京的学生联合会成立了。四川几十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提议，四川必须立刻成立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爱国不只是在成都，而是在全省。为了便于统一全省学生的行动，6月3日成立了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建立这样庞大的群众组织，必须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执行部（理事部）；一个评议部。当时公推高师校负担理事部的责任，张秀熟被推为理事长，诗荛被推为副理事长。评议部设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推外国语学校负责评议部，于是组织成立。张秀熟和袁诗荛二人之所以能负担这样重大的责任，因他们都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生观也基本相同。因此，他们两人真是无阻无碍，分工的分工，合作的合作。一般属于对外斗争，集合群众，领导的场面由袁诗荛负责；而张秀熟主要在运筹帷幄方面。学联理事部的工作，外人一直提到张袁，而更多的人知道的不是张秀熟，而是袁诗荛。1920年张秀熟毕业后，袁诗荛任理事长，高师英语部的同学姚以进被推为副理事长，直到1921年。袁诗荛工作是又动又静；而张秀熟的主要工作是静。如象领导游行、检查日货张秀熟绝少参加。只是在诗荛的大讲演、大号召、大宣传以后，简单地作一个概括。五四爆发后，袁诗荛还经常在《星期日》、《新空气》、《直觉》、《臧克烈》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在学生联合会中，袁诗荛的工作是特别突出的。

五、组织学生反日货及与商界的斗争。

那时国难当头，袁诗荛和同学们既要在课堂上努力寻求科学知识，又要走出校门去开展救国活动。为保护民族经济而抵制潮水般涌来的洋货，他们不但在蓉城沿街散发《告国人书》，而且分头奔赴各地宣讲。1920年秋在反仇货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发生了一次商学冲突事件。几个学生到总商会观察，被总商会的头头关门扣押，有一、二人还被殴打。引起数千学生包围了总商会，抓了十来个头头到皇城至公堂。这件事真成了不好处理的事件。学生既无权力随便抓人，抓了又不好随便释放，他们只好把抓来的人安放在高师。第二天准备举行一次最大规模的游行。为这件事省长杨庶堪亲自到高师，阻挠游行。经过一番斗争之后，学生仍然上了街，而且照了大相片。诗荛随着群众押着奸商，游街示众。张秀熟在家里考虑着这件事的后果，最后和袁诗荛商量，只有把商人送交法院才脱得了手。而群众还要求公开照片，因为照片中有十几个商人头头被捆绑，背上手插着奸商的标记，有如罪犯。于是张秀熟以理事长的资格将照片由他一个人保存，绝不公开。并且向法院起诉，控告奸商。这样学生就成了原告。但是总商会方面也不示弱，又把被他们扣留的学生作为被告，双方都向法院起诉，彼此互不相让。恰好这时吴玉章同志来到成都，他感到学生和商人发生冲突，对于反帝运动大为不利。于是吴玉章亲自出面，多次约张秀熟和袁诗荛到督办署去谈，吴玉章把全国五四运动和成都的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由他作和解工作。张秀熟、袁诗荛将相片退还商人，双方的被告一律开释。同时还组成了商学联合会，共同抵制日货，检查的仇货一律集中到商学联合会处理，于是这个纠纷最大的案件终告结束。这次的商学冲突，诗荛本不主张采取这样的途径，然而群众发动易，收拾难，他也就表示了同意。此事表明袁诗荛在处理重大问题上，顾全大局而不固执己见。

六、支持学生与军队的斗争。

1920年年冬天，敌方转而动用武装，—在少城公园运动场唆使军人要求用球场下操、与打球学生发生摩擦，制造出血案。11月27日，周六下午课后，成都资属中学和储才中学在少城公园进行足球赛，很多学生前来观战。突然，正在下操的刘存厚的几排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将学生围起来挥拳动武，逢人便打，十几名学生重伤，轻伤无数，并横蛮无理抓捕学生十余人。学联得信后，立即通知各校派代表到高师校召开紧急会议。这时张秀熟已由高师校毕业离开成都，袁诗荛继任学联理事长。在会上袁诗荛情绪激奋地说：“今天下午，刘存厚的军队在少城公园毒打并抓捕学生，这是反动军阀蓄意制造的一场血案。像这样在首善之区的军人撒野，殴辱为社会将来继承的青年学子，总算是开国来在四川地方未有的奇事！”“改造社会，就从这里下手了。有志青年为改造社会的中坚分子，对于军阀横行，毒打学生，我们能无动于衷吗？我们能袖手旁观吗？我们能忍辱吞声吗？”。他用精辟的分析讲明罪恶的根源在于督军制度，号召大家铲除军阀、推翻军阀。当晚，学生的愤怒象火山一样爆发了，从四面八方涌向皇城坝，袁诗荛带领两千多人开赴北校场刘存厚驻军司令部请愿。他代表大家提出三大要求：“第一，严惩肇事军人；第二，给伤亡学生以赔偿；第三，宣布保障人民自由，严禁武力侵夺。”刘存厚置之不理。袁诗荛又明确宣布：“今夜得不到完满答复，即全体守至天亮。”28日，袁诗荛带领24个学校代表再次到刘存厚的司令部进行说理斗争，又被兵士横拒门外。学生们一致决议把请愿变成抗议集会。很快万人的抗议集会召开了，袁诗荛在会上大声疾呼：“热血的青年学子，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生吃万恶军阀的痛苦时刻了，我们要争人格，争自由，拼命地牺牲奋斗吧！”集会上，大家一致决议：从29日起全城30余校实行总罢课。还通过了罢课后斗争进行的方针：“第一、向刘存厚递交罢课理由书；第二、发表快邮通电，要求各界声援；第三、发表罢课宣言，阐明斗争的宗旨和手段。”袁诗荛下笔纵横，一挥而就，写成了洋洋洒洒数千言的罢课宣言书，交付印刷。从11月29日至12月３日，罢课坚持了5天，参加罢课的36个学校共一万多人……。袁诗荛还立即在12月1日出版的《半月》第九期上，发表了《对于成都这次军学冲突的感言》，及时揭穿了军阀的罪恶勾当，配合省学联的通电控诉和成都各校的罢课罢教。在群众威力之下，刘存厚这个踌躇满志，嗜杀成性的军阀，威风扫地，被迫答应释放被捕学生，接受学生所提条件，并担了两挑慰问品到会场至公堂，愿派代表正式向学生道歉。罢课斗争终于胜利了。此后，袁诗荛在川北各地常常与军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并常常让军阀措手不及。

七、主编《四川学生潮》，推动五四运动在四川蓬勃发展。

《四川学生潮》成立，诗荛以学生联合会副理事长的名义作了总编。《学生潮》既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刊物，又是一种学术性的刊物。因此在出版以后，压倒了四川当时一切新文化运动的刊物。诗荛所写的文章主要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配合着当时的自治运动，男女问题，严重的教育问题等。他的文章的不同之点，是内容充实、泼辣，态度坚定、分明，一气呵成，倚马可待。当时正值白话运动初兴，他认为任何文章必须是为群众写，群众能看懂，而不主张仅在文字方面写得漂亮。因此，他的文章许多是口语化，最受读者欢迎。而且《学生潮》是学生自写、自编、自印、自卖，经常要到布后街昌福印刷公司去帮助印刷工人拣字、排字。学生与工人接触，共同操作从此弄好。印好后，诗荛同志又和几位编辑马上到街上去发卖。因此，《学生潮》对推动五四运动在四川的蓬勃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八、参与无政府主义联盟，并与其中的进步人士保持友谊。

袁诗荛追求真理的探索过程是渐进的，曾参与无政府主义联盟。张秀熟在《袁诗荛〈序〉》中说：“在国文部，他对于他们这班乾嘉学派的考据，付出了相当的精力，而同时对于新文化他更喜欢接近，大受其感染。不仅仅接受了当时塞因斯、德莫克拉西同，而且接受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要角，且为人所不知。直到几年前，我读了《巴金的生平》，才知道诗荛当时又一方面的政治活动。几年前，四川省博物馆举办现代革命历史展览，诗荛的儿子袁其侃（克刚）将保存的遗物贡献出来，其中就有巴金写给诗荛的一封信。由此可见，他的知识面广，视野扩大。在十月革命的炮火尚未轰动中国，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一部分先进的青年为无政府主义所吸引，这是很自然的，而难在诗荛参加了这样的组织，这可见他在追求真理的探索之中，态度不完全是墨守一家之方，而是追随着时代前进的，这正是他的人生观的表现。”

在同巴金等人主办的宣传新思想的《半月》上，袁诗荛从1920年冬天起，到第二年7月上旬，发表了多篇熠煜发光的文章。袁诗荛颂扬十月革命和列宁开拓的事业是“世界革命的先声”，主张“劳力（兼劳心）者治人”。袁诗荛支持《半月》连出两期尊重女权的专号，针锋相对地批判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观念。

诗荛同志在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成为马列主义信徒以后，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中的进步人士，他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比如他对巴金、吴先忧（解放后曾任成都中学校长）。而他因为1927年作了国民党省党部（左派、莲花池）的特派员，到川西北作宣传、组织工作，但在“7.15”革命转入土地革命时期，他对过去国民党左派里最进步的人士，仍然保持了一种友谊。他和张秀熟住在高师附中两隔壁，张秀熟曾经好几次见到他在一种很小的、只有文章没有刊物名称的报纸上，用朱笔亲自在上面写上“准新”二字，非常秘密。这是几个留下来的真正国民党左派的一种指导性的刊物。然而他没有对外宣传，仍然继续和这些同志保持着友谊。如此弄清敌我友的关系，在当时左的压力下，甚为难得！

九、创办注音字母和妇女培训班，推动社会进步。

除了革命斗争外，诗荛还作了许多为人所不注意的大事。第一，当时全国教育已掀起了注音字母运动，而且小学教科书已规定教注音字母。但是当时成都缺乏懂注音字母的老师，无法推动前进。而诗荛却在华西大学访得一位懂得注音字母的中国传教士，征求同意后，他们在高师至公堂开办了一个注音字母传习所，得到数十位青年学生、教师的响应。诗荛不仅主持这个班，而且也参加学习，不到一月，诗荛也能够当注音字母教师。1921年和张秀熟同到南充中学，诗荛就担任师范部的注音字母教师。以后他在任何地方教课，他的读音都是用的注音字母。虽然口音仍然受着盐亭一些地方土音的影响，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这样的好学精神，这样的为人民教育服务的精神，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第二，当时的男女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大问题。许多刊物都大声疾呼，谈男女婚姻自由，剪发自由等，但都是一般的宣传号召。袁诗荛和张秀熟商量，又在至公堂开办了一个妇女培训班，由诗荛主持，立时得到女同学和先进的家庭妇女的响应，大大受到一番高级理论的文化训练。因而改变了男女不能同校，女子不能剪发的封建陋习。

十、负责王右木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工作，任《新四川旬刊》经理。

袁诗荛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四川党组织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王右木极为重要的帮助，使他比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勇敢地同无政府主义决裂，逐渐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底起，袁诗荛和童庸生在成都负责王右木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具体工作，他在读书会中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1921年1月，王右木又和袁诗荛创办《新四川旬刊》，王右木任编辑，袁诗荛任经理。袁诗荛在旬刊上发表文章说：“谁是四川之主？主权在人民，牛马奴仆式的官吏，哪够得上说是主？军阀不除个馨尽，自治是一日不能进行的。人民要自治，而军阀偏要治人；人民要治安，而军阀偏要扰乱人民的治安；人民要生存，而军阀偏要杀人放火叫人民灭绝。”《新四川旬刊》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军阀罪恶，不久被军阀强行封闭。1921年上半年，袁诗荛还积极参加了在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基础上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十一、在南充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袁诗荛同志凡他到达的地方，无不开展革命工作。1921年暑假，袁诗荛毕业于成都高师，应张澜聘请到南充中学任教务长。临行前，王右木要求袁诗荛“要多多散布革命种子，建立川北据点”。他和张秀熟到南充，南充还没一个女子剪发。当时南充最开明的先生就是南充中学的训育长秦蜀峰。袁诗荛和张秀熟几乎每个星期必到秦家。诗荛就首先向蜀峰的夫人提出剪发的问题，最后由于他们的鼓动，蜀峰的夫人成为在南充第一个剪发的人。而同时首先影响到和秦家对面居住的北京大学回来的王德刚的夫人也剪了。从此，女子剪发不仅仅在学校开了个好头，而且还迅速地影响到社会。他几乎只要脚能达到，口能达到地地方，无不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有如王右木先生。

在南充袁诗荛利用讲堂给学生传播革命真理。他对待学生，态度从容，诲人不倦，分析问题简明扼要，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且善于启发学生提出问题。他在进步报刊上自选文章，编成语文教材，还经常向学生推荐《向导》、《中国青年》、《晨报》等进步报刊，指导学生阅读。革命前辈吴玉章在南充中学主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袁诗荛积极参与，组织学生听讲。1922年2月，王右木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声》报，袁诗荛是主要撰稿人和该报在川北的发行人。他撰写的《红色的新年》在《人声》报创刊号上发表，文章鲜明地提出了“赤色化”的口号，号召人民打倒资本主义制度，打倒不劳而获的阶级，实行国际主义。1923年下学期，袁诗荛指导学生建立读书会、学生联合会和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指导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和时事。当时在校读书，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的罗瑞卿常与袁诗荛接触，听他讲革命道理，并参与袁诗荛创作的话剧《老爷的鼻烟壶》的演出活动。他的许多学生受他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十二、在南充军队中宣传演讲，为顺泸起义作思想准备。

在南充中学时，他还兼任端明女中的教师。端明女中有一名女教师名叫朱昌文，是何光烈部的团长秦汉三的夫人。诗荛告诉张秀熟此人不错，约张秀熟到女中和朱谈谈。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谈到男女教育制度需要改革，新文化运动也有许多缺点等。“顺庆起义”，秦汉三果然率全旅参加。后来黄慕颜写的一篇顺庆起义的文章介绍，1926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正是朱昌文介绍的。虽然这是1921、1922年间的事，但是袁诗荛等人早已在南充的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2年“双十节”， 川军第五师师长兼南充城防司令的何光烈，绰号“活阎王”。他认为自己是进步的，为了装饰门面，在南充南门外土门寺大校场开所谓纪念大会，他集合部队并把市民驱赶拢来，另外邀请“学界名流”列席。他认为由长官吹牛了事。殊不知当司仪照例喊声“来宾致词”时，本未安排致词的袁诗荛蓦地站起身，出其不意地花了一个多钟头，洋洋洒洒地阐明了“防区制”的危害，完全讲的是军阀必须打倒，反对军阀的问题，痛斥那伙军阀“夔门深锁不知远、关起来大厮杀”。他那扣人心弦的激烈呼声，为后来杨闇公、刘伯承组织“顺泸起义”能在何部策动秦、杜两个旅参加，作了动员准备。

十三、正式入党，回盐亭任教育局长，组织声援上海五卅惨案。

1925年，袁诗荛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正式入党虽然时间较迟，但是他的思想早已无产阶级化了。正如卢廷栋（子鹤）先生解放后在稠人广众中谈：“张秀熟袁诗荛在南充中学教书时，我们都认为他俩人是共产党了。现在才知道他们入党较迟。然而在南充他俩的思想早已无产阶级化了。”

1925年春，袁诗荛回到故乡盐亭县任教育局长。他创办盐亭县立初中和盐亭县师范学校，兼任师校校长。他整顿区乡小学，主张教育改革。实行乡以下办私塾，乡办初小，区办高小，县办初中，大开读书风气。这一改革不仅对宣传革命起了重要作用，还让盐亭基础教育的发展较之周边各县提早数年或数十年，为盐亭成为文化之乡和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奠定了制度基础。同时争得全县学田、茧绢划归教育局，使教育经费有自主权。他聘请既有新思想又有学识的教师到盐亭任教。他还办教师培训班，亲自上课，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孙中山先生逝世，他召集各校师生和机关职员举行悼念大会，在会上他满怀悲痛地作了长篇演讲，高度颂扬孙中山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颂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号召大家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久上海爆发“五卅”惨案，袁诗荛在盐亭县城组织师生召开“三罢”集会，上街游行宣传，通电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他的演讲很有鼓动性，听众群情激奋，游行到北街，当场将日货搬到街心焚毁，路过鱼肉居民的教堂，吼声震天，还砸烂福音堂的牌子，吓得那批教士连夜逃遁，从此在县内绝迹。

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县上开纪念会。盐亭城郊三千多群众汇集在老东街原教育局坝子里听袁诗荛讲演。他以孙文生平主要事迹为线索，通过叙述故事情节生动地说明了“三大政策的理论根据，联系国民革命形势和任务，出口成文，激昂慷慨，三天讲演，听者云集。他的宣传鼓动为盐亭后来成为川北革命斗争要地，农民武装斗争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十四、编新三字经，镌刻龙顾井碑记。

袁诗荛为了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编印了一部《新三字经》：“说农民，叹农民，说起来，真心疼。早早起，去耕耘，晚摸黑，回家门。勤劳作，历苦辛，吃一年，无粮存。菜稀粥，薯麦羹，每顿饭，见人影。破棉袄，烂襟襟，刷把裤，难遮身。常悲叹，怎生存？……官征粮，象催命，官吏恶，保甲狠，苛捐税，摊贫民，血汗钱，盘算尽。劣豪绅，更横行。高利贷，本利滚，剥削债，难还清，腊月底，逼出门，年三十，不安宁，穷苦人，泪满襟……到而今，要革新，打土豪，除劣绅，铲军阀，灭祸根。均田产，民共耕，救穷人，出火坑。这部“新三字经”，浅显易懂，顺口易背，很快在农民中流传。是一部通俗的革命教科书。它象黑夜里的灯，燎原的火，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激发了川北农民的斗争热情，深深嵌进了穷人的心。他还办《牖觉报》，采用白话文和顺口溜的文体，深入浅出地宣传革命道理，很受民众喜爱。

袁诗荛长于书法，有墨宝传世。他给盐亭中学题写了礼堂二字，还重新题写了城南巴壁寺的“宋文湖州词”匾额。1925年夏天，乡亲们给他81岁去世的祖父莲峰散人袁辉山烧百期时，他在家乡龙顾井梓江北岸雨台山陡壁上，摩岩丹书他祖父的遗作《龙顾井记》石刻。创新魏体，刚劲挺拔，勒工精细，颇为壮观。

十五、成都少城公园，他演讲宣传的最大一次活动。

诗荛最大的宣传活动莫过于1927年1月。当时他被杨闇公同志邀到重庆国民党省党部（左派）参加全省教育会议，会议期间会见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临走前一天，即1月5日在成都，正赶上四川军阀刘文辉“易帜”，把他的队伍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4军。他们在少城公园举行大规模的庆祝会。那些党政军要员无不在台上发表演说，听得群众意乱心烦。进步人士实在听不下去了，张秀熟示意诗荛上台去讲讲。因为他有一种雄辩的天才，愈是革命斗争，他的讲话愈具有一种魅力，愈能够吸引人、鼓动人。这时，他一个人由群众当中大踏步直端端地走上主席台，弄得刘文辉等人莫明奇妙！可他的话口袋一打开，一讲就是一个多钟头，把大会散了的群众又都聚焦拢来了。他讲国民革命的意义，把假革命与国家主义批评得体无完肤，几乎否定了他们热闹场面。说毕，昂然直下，第二天就去重庆。因参加的军人多，旁听的群众多，在省城影响很大。张秀熟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宣传的第一个大局面”。他的如此场合很多，这是他革命一生中所最难遭遇的。一个宣传家能够如他这样，在共产党内并不稀奇，但问题是时代不同，象他所遭遇的，都可能引起被杀的危险。而他是丝毫没有顾忌，甚至是达到了畅所欲言地宣传革命。

十六、任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建立潼属联中，创立川北地下党组织。

重庆会后， 1927年3月上旬，党组织决定派他回到川北工作，以国民党省党部川北特派员身份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袁诗荛到了军部所在地三台，他联系学界人士，筹建了潼属联立高中，兼任校长。同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很快在川北各地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袁诗荛在这半年里培养出“潼八属”首批中共党员，他在学校教师和二十九军军部中发展组织，并且巧妙地存在于敌我双方机构中，这为三台中心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播下了珍贵的种子。

十七、在三台、绵阳、中坝、武都等地演讲，号召群众推翻军阀统治。

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发动“三三一”案，杨闇公等革命者英勇牺牲，接着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革命志士牺牲，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袁诗荛毫不畏惧，他先后在三台、绵阳、中坝、武都（当时的江油县城）公开发表演讲。同年5月，袁诗荛以国民党省特派员、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身份，到江油视察工作，为了推动江漳地区群众运动的发展，袁诗荛与当地驻军中的中共党员张秋高、姚自若、章璞和进步人士姚次恭等联系，在中坝镇大河坝召开了一次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声援“万县惨案”的“江漳各界反英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龙绵师校、省立二中进步师生和江油、彰明两县小学的师生。在长篇演讲中，他向到会各界痛斥了英帝国主义在华屠杀我同胞的暴行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恶，揭露了刘湘在重庆“三三一”惨案、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屠杀革命人民的真相，对蒋介石之流披三民主义外衣行破坏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实的反革命行径，给予了有力的抨击。他认为只要广大人民团结在真正干革命、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分子的旗帜之下努力革命，就必将在革命胜利后迎来一个光明的新社会，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袁诗荛有力地号召“工农大众们，起来革命吧，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工农自己的民主政权！”

十七、白日打马灯，营救进步师生。

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在军部所在地三台召开川西北军学运动会，有一个军官说：“有人说我们二十九军是军阀，我们就要当个好军阀。”他立即站起来发表演讲，痛斥军阀的种种罪恶。袁诗荛当即指出：“此言差矣！军阀的‘阀’，不就是关起门来打仗吗，哪里会有什么‘好军阀’。”一个军官问：“你说的军阀包不包含我们？”袁诗荛朗声答道：“有、就当然包括在内。”讲演后又带头唱《北伐战歌》。那时运动场上彩旗飘舞，阳光下面万头攒动，全场荡漾着雷鸣般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二十九军一些官员不满，便在三台大搞突然袭击。军阀爪牙窜入潼属联中抓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闹得地暗天昏。田颂尧还派人警告袁诗荛：“这里很多人主张对你下手，你要注意！”袁诗荛无所畏惧，当机立断，积极营救被捕同志：只有他，可用校长身份出面抗议；那二十九军军部，他是不用“闯”也进得去的。他大白天手里提盏明晃晃的马灯，气宇轩昂地迈入辕门质问，那军部里有位摇鹅毛扇的迎上前来，耷拉着头哈着腰嘻嘴：“袁校长——为甚白日掌灯而行？”他说：“这里黑暗得很！”他抓住要害进行斥责，弄得那帮瘟神狼狈不堪。由于他的强烈抗议和多方配合营救，那次被捕的师生通通获释。

十八、担任川西特委宣传部长，推动成都革命斗争进入高潮。

1927年初夏，白色恐怖铺天盖地而来，袁诗荛当风挺立。在那不幸的日子里，王右木、杨闇公、孙炳文相继罹难去世。七月，宁汉合流、北伐失败。袁诗荛踏着与他志同道合的烈士们的鲜红血迹，奋勇前进。党组织调袁诗荛到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公开职务是成都高师附中教务处长。面对反革命逆流，川西特委领导革命群众进行一次又一次反击，在城乡开展反苛捐杂税、反高利贷的斗争，在学校开展反占用教育经费的斗争，成都的革命形势日趋高潮。

大革命时期，是袁诗荛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时期，也是贡献最大的一个时期。现今中央档案馆中，还珍藏着当年党组织褒扬袁诗荛的历史文献。文献说：“袁同志胆子最大，大革命时已经红得烫人。”“培养不少革命干部”，“在川省教育界负有盛名”。“袁同志文章道德埋头苦干精神均为一般人钦佩”。“袁诗荛同志工作很忙，不知休息，在房内办事，常开跑步，虽在百忙当中，亦抽出时间替在各地教书的高师旧同学购买书籍。凡有朋友托他的事无不一一照办，并且办得实在，所以高师同学以及一般朋友，无论信仰如何，对他总是尊崇。”

十九、英勇牺牲，是此前四川地下党职务最高的革命烈士。

革命和反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反动军阀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向革命反扑。袁诗荛早已是敌人的眼中钉，被列入了他们的黑名单。川西特委组织部长程子健曾对诗荛说：“新繁大股土匪抢人，军警团联合办事处说有共产党在当中指使。老袁要注意一下。”袁诗荛听后轻蔑地一笑，说：“我晓得向二娃子（即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向育仁）就要跟老子巴两股，不管他的！”为了袁诗荛同志便于工作，也考虑到他的安全，川西特委决定诗荛同志辞去附中的职务，另租房子作机关。但因他事多延迟下来。

1928年2月14日，国民党党棍杨某靠邓、田、刘三军枪杆子撑起，当时省一中学反对军阀委派的校长杨子衡武装接任，在武斗中，杨子衡被学生打死，这本来不关校外袁诗荛等的事，而军阀们听见杨子衡被失手的学生打死，就如获至宝，要借此来肆意诬陷，利用这一事件残酷镇压进步学生和群众。

“杨案”发生后，中共川西特委决定，在各次社会活动中较多出头露面的学生和教师立即转移。2月15日，袁诗荛忙于掩护其他同志疏散，做了一系列应急的事。事态演变迅速。设在成都督院街的军警团三军联合办事处有位姓伍的秘书，由于平常接受进步影响，又非常钦佩袁诗荛，于阴云密布的15日晚上，冒着巨大风险到皇城坝师范大学附中漏信。他等了许久许久，情知快张网下毒手了，才不得不离去。深夜，袁诗荛回到住宅。邻居江东之老师告诉他“伍某来会”。他感叹“迟了，门外到处有狗，走不了了。”

2月16日，四川军阀的三军联合办事处派出大批军警，包围成都大学、师范大学、高师附中、四川法政、志诚法专、省二师等各大中学，逮捕袁诗荛等100多位革命师生。审讯人对袁诗荛说：“你今后只要不学马列，即可不杀。”袁诗荛横眉冷眼，厉声喝斥：“学马列，救中国，有何罪！”敌人恼羞成怒，不敢公开审讯就秘密宣判，最后以殴毙杨子衡的罪名，判处袁诗荛等14名革命者的死刑， 16日下午把袁诗荛等14人押往下莲池团防训练所操坝秘密残杀。袁诗荛在绑赴刑场时，沿途高呼口号，他英勇就义时，年仅30岁。

诗荛烈士英勇地倒下了，人民怀念他。1940年10月23日，曾担任过川西特委书记的刘披云同志郑重地向党中央建议，袁诗荛“慷慨就义，毫无惧色”，“袁同志品学兼优，对党忠诚，在四川群众中尤获信仰，请予特别褒扬。”如今，在成都北郊磨盘山矗立着“二·一六革命烈士之墓”碑，在烈士的家乡—盐亭县梓江河畔龙顾井雨台山，也竖立起了“袁诗荛烈士墓”碑。

在中央档案馆的一份历史文献中对他有这样的评价：“袁同志善于讲演，长于写文章，党的政治主张政策均能通过他的笔很生动地写出来，亦能通过他的嘴很通俗很有力的讲出来，他的讲演通俗生动而又有无限力量，真是川党中少有的宣传鼓动家。”

二十、为什么说袁诗荛是杰出的宣传鼓动家？

袁诗荛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个中华民族的精英，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士。他的功绩包括闹学潮、宣传马列、创建地方党组织、改革发展教育、与军队的斗争、发动农民武装斗争等，是多方面、全方位的。那么，为什么说袁诗荛是杰出的宣传鼓动家？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袁诗荛知识积累丰厚，运用驾轻就熟。幼小时随祖父诵诗书，对对联，研声韵，国文精通。一个“阀”，就是关起门来打仗，表述形象生动，让旧军阀不承认是军阀都不行；在高师校四年无人能夺取他的年级第一。故他的即兴演讲常能引经据典，举例恰当，有理有据，很具说服力。二是袁诗荛有一种冲天的英雄气概，他宽广的胸怀，洞穿古今的深邃眼光，超乎天地的英雄气质，超强的自信力，敢于让反对者服气，让敌人闻风破胆，千军万马包围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游刃有余。三是非凡的智慧、杰出口才。他在女中，举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教育学生不爱虚荣，以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让学生明白处处依赖家人和丈夫是可耻的，拿秋谨的故事教大家要勇于革命，用居里夫人的故事教大家要善于创造等，他的学生、听众认为他讲的很好，一字一句，不紧不慢，不高不低，让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生怕听掉了一个字，讲利用革命推翻旧制，用斗争替代忍耐，用红色社会推翻旧世界，极富鼓动性和煽动力。四是具有文武众大家推崇的人格魅力，巴金回忆说：“《春》里的方继舜，起名就是袁诗荛。他同我们一起工作过一个时期，我们都喜欢他。”巴金把袁诗荛作为生活原型塑造成艺术形象，对袁诗荛无疑是一种肯定和褒奖。官至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回忆：“袁老师当时给了我很多新的知识，使我学到了一个新的主义，可能对于挽救中国是个良方，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五是他的人生观使然。张秀熟认为，袁诗荛的人生观是，人的生存，是为了整个人民的生存，作为一个人必须为整个人民作出贡献，使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一个人的生死存亡是卑卑不足道的。行敌人千军万马包围之中，如若无人之境，他这样的魄力，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自然发展。

他成为宣传鼓动家的根源在于，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他接受并信奉马克思主义，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加入他心爱的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列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在南充，一个姓李的教师苏联考察回来，把列宁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骂成“鬼国”，引起袁诗荛的极大愤慨，他从报刊杂志上收集许多材料，选集文章编为国文教材在他任课的三所中学向学生广为介绍，有力地批驳了污蔑社会主义的种种滥言，有力地反击了反马列主义思想，扩大社会主义影响，他热爱人民，并愿意为之赴汤蹈火，一个愿意为党和人民奉献生命的战士，他当然无所畏惧，他当然有无穷的力量，他更有理由成为令人敬仰的宣传鼓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