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风平
生平简介
邹风平（1905.6—1943.11），字扶鹏，又名邹扬翮，化名周子和，四川省三台县中太镇邹家寨村一组（原长乐乡凤池庙柳树湾）人。1926年考入江油龙绵师范学校。1927年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建党的外围组织“涪波社”，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至1928年春，将“涪波社”发展到三台、涪城、游仙等地，为绵阳地区党团组织建立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1929年2月到三台芦溪涪江小学任教，12月建立中共三台北路特支（初名会龙特支），任组织；同月任中共潼川（三台）特区（又名中共三台中心县委）委员，负责三台北区党的工作。1930年2月，北路特支改建为北区区委，任组织、秘书，利用北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兼爱智小学代校长身份，秘密组织农会、工会，开展“三抗”斗争；7月，任北区区委书记；11月三台塔子山暴动失败后，被通缉；同月调任中共盐亭特支书记。1931年2月，任中共成都东区书记，两个月后改任中共成都县委宣传部长，12月任成都外东区区委书记。1932年2月，调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秘书，川南、川北巡视员，7月当选省委委员，8月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9月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遂宁、安岳一带领导农民武装起义。1934年1月被省委派往泸县工作，恢复组建泸县中心县委，任书记。1935年4月，在躲避敌人追捕时受伤，6月转移云南镇雄，化名周子和，在当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37年2月，因身份暴露转移上海，同年7月转辗到达延安；10月被党中央派回四川重建四川党组织。1938年1月，成立中共四川省工委，任书记，负责全川党组织重建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1月，任川西特委书记（1939年1月更名川康特委）。1940年成都 “抢米事件”事件发生后，奉南方局命令紧急撤离，7月回到延安。1943年11月去逝。
在龙绵师校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
1905年6月19日，邹风平出生在四川省三台县长乐乡凤池庙柳树湾（今中太镇邹家寨村一组）一农民家庭。邹氏家族是当地大姓之一，历来重视文风，凡宗人添丁进口，均须依班次字派取名。按邹氏字派，取名邹扬翮，字扶鹏，后字风平。
邹扬翮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他六、七岁时，就帮家里放牛、割猪草、拾肥、打扫猪牛圈，这使他从小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邹风平天资颖聪，学习勤奋、悟性敏锐。八岁开始读私塾，先后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古诗源》《古文观止》等诸子百家著作，十几岁时就腹藏经纶，文冠乡里。但他不满足束缚人们思想的旧学，渴望到新式学堂学习。由于母亲过早病故，父亲又受高利贷剥削，家里负债累累，生活十分艰辛，根本拿不出学费。1924年，邹扬翮终于得到祠堂亲族的资助，进入张月乡葫芦溪涪江小学（今芦溪镇初中学校前身）读高年级。在这里，新的教学方式、新鲜的科学知识使他如获新生，他在自传中兴奋地写道：“常有豁然开朗、别有天地”之感。在这里，他的革命觉悟也得以启蒙。当听到老师介绍“五卅惨案”的经过时，他激愤地提出 “应该同英日开战”；当听说俄国已在列宁领导下“组成了劳农政府，所有田地一律按人分配”，他更是“喜极欢狂，并想将来我们也这样做”。这时的邹风平，已逐渐从封建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对革命充满了憧憬。老师见他读书勤奋刻苦，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的孩子，就又赐他一个字号“风平”，取“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之意，期望他学有所成，出人头地。此后，邹扬翮就用“风平”或“扶鹏”的名字交融于社会中。
邹风平读了两年高小(旧学制为三年)，经人托关系假绵阳籍，在参考的120名学生中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四川江油龙（龙安府，今平武县）绵（阳）联合县立师范学校（简称龙绵师校）录取。尽管公费生只出衣服、书籍等费用即可就读，但对邹风平来说，仍困难重重，连基本的蚊帐、被褥都无钱置办。1926年春，在亲友多方资助下，邹风平几经周折才进入学校学习。
龙绵师校位于景色秀丽的江油县城（今江油市武都镇），由四川军阀田颂尧发起，创办于1917年，是龙安府和绵州所辖的江油、绵阳、彰明、平武、北川、梓潼、安县、罗江、德阳、绵竹十县集资筹办的一所公费学校。大革命时期，龙绵师校校长是成都高等师范毕业的刘伯华，他治学严谨，思想开明，信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先后担任教务长的张秀熟、章璞、姚次恭都曾是成都马克思读书会成员，后来又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校的教师也大多是北京大学、成都高等师范等省内外高等学校的毕业生，都曾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普遍比较进步。师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经常向学生宣传新思想，开展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加之入学的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他们对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非常不满，因此，龙绵师校具有开展革命活动的良好群众基础，革命风气亦十分浓厚，这所学校实际成为绵州地区孕育、培养革命青年成长的摇篮。
邹风平考进龙绵师校时，正值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高潮时期，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龙绵师校内，进步教师经常向学生讲解革命道理，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邹风平入校后，在姚次恭、刘晦若的引导下，读到了《新青年》《响导》《语丝》《独秀文存》《新社会观》《陈独秀演讲集》《新社会观》及北伐军政治部出版的《经济学大纲》《政治学概论》《白话书信》等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小册子，使他“思想彻底转变了”，把孔子的道德思想观念从“脑筋中挤出去，懂得了中国社会的病根在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贪官污吏勾结的危害”。通过新思潮的熏陶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邹风平毅然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
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涪波社”
邹风平在校期间，因敢于激言批判旧社会的腐败现象，故同学们给他取了个绰号“邹疯子”。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进步活动中，他结识了赵利群（赵楷、赵子模，建国后绵阳专署第一任专员，绵竹人）、谭德政（绵阳杨家乡人）等同学并结为好友，他们相互鼓励，一起参加进步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长。
1926年夏，经姚次恭介绍，邹风平到中坝会见陶公若、林勋培（成都外专学生、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思想更趋进步。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县城，屠杀中国军民，居民死伤千余人，毁民房千余间，一手制造了“万县惨案”。江油中坝二中反英反帝大同盟为此举行群众集会，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邹风平、谭德政、赵利群闻讯，立即带领几十名同学步行40多里前去助威。同年，在共产党员赖鸣珂、章璞、姚次恭等老师的带领下，他们经常到江油县城和附近乡村去宣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
1927年2月，新一学期开校，在姚次恭的介绍下，邹风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革命道路。与此同时，好友赵利群也被批准入团。入团后的邹风平、赵利群，更加积极发展进步力量，一大批向往革命的同学团结在他们周围。然而不久，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四川军阀枪杀了中共重庆地方执委书记、四川早期党组织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杨闇公。紧接着，又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入低潮。四川各地反动派纷纷开始清党，江油的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组织成立县党部，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在血雨腥风的考验中，一些参加进步活动的同学动摇了、退却了，一些党团员也放弃革命理想，投敌叛变。面对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邹风平和赵利群决定把愿意坚持斗争的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半公开的组织“三民主义研究会”。
“三民主义研究会”成立后，为了更好地保护革命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邹风平决定将研究会中的骨干分子转入地下，并组建一个秘密进步组织—— “涪波社”，寓意要象涪江的波涛一样，不断前进，勇敢战斗。1927年5月，邹风平、赵利群按照共青团的组织原则，在龙绵师校正式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涪波社”。“涪波社”以信仰共产主义，研究马列学说，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为宗旨，要求社员必须“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凡参加“涪波社”的人，需两个社员介绍，填写申请表必须表明信仰。如有位同学写的信仰是“安那其主义”，就被拒绝接收。“涪波社”成立后不久，就发展了30多个社员，如谭德政、冯希贤、陶华林、阮超杰、陈毓华等。他们在邹风平的带领下，成立读书会，学习《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政治经济学讲义》等书刊，开展进步活动，抨击封建教育制度，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
1927年暑假，邹风平回到家乡三台，在毕月乡桥楼场（今中太、永明）、轸水乡常乐镇（今柳池、光辉、高堰）、井木乡塔子山（今塔山）、参水乡黄连桥（今建设及中太部分区域）一带开展农运工作，秘密发展“涪波社”社员。暑假结束后，邹风平返校。9月，在姚次恭、裴紫琚的介绍下，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编入中共中坝省二中支部，书记裴紫琚。邹风平认为，选择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既然是信仰，必终身如一，牺牲到底”，并下定决心要遵循“这个路子前进，跟着共产党走”。自此，他由一个单纯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邹风平义无反顾投入到艰苦的革命斗争中。
根据党的指示，邹风平一方面做好组织扩大“涪波社”的工作，使其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能继续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发动师生，掀起反对国家主义派校长傅春吾（后成为抗战时期爱国人士，中共党员张曙时曾通过他与川军刘湘的交情做统战工作）的学潮。通过发宣言揭露学校的黑暗，组织总罢课，由学生会维持秩序，处理校务，并整理材料往上控告，经过激烈的斗争，校长傅春吾被撤职，斗争以胜利而告终。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根据中共江彰支部的指示，由邹风平、赵利群等人组成了联师学生党小组。
1927年寒假期间，邹风平和涪波社员阮超理、蒋昌俊、陶华林、邹雨亭等到三台，将“涪波社”发展到三台城区和北路农村地区，发展社员五六十人，这些成员大都分布在国民军29军军部、学校、图书馆、商店、县监狱等单位和部分农村，渗入到了三台社会的各阶层。1928年1月，共产党员谭德政从江油龙绵师校毕业回到家乡绵阳左家岩百池口，担任日新小学校校长。“涪波社”社员冯希贤、李传玺、龚世经、进步青年刘景素到校任教，使学校成为“红色据点”。在邹风平、赵利群、谭德政等人的组织发动下，“涪波社”不断壮大，社员遍及江油、绵阳、三台、盐亭、安县、平武、绵竹、中江、射洪等地，他们到农村表演新剧，倡办夜校，组织“农友社”、“农协会”、“妇女天脚会”，在实践中得以锻炼、成长，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参加了共青团、共产党，成为革命骨干或党的优秀干部。“涪波社”的建立，为绵阳市境内早期党、团组织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储备了人才。
1928年成都 “二·一六”惨案发生后，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邹风平和赵利群（1928年春在绵竹由团转党）的关系转到中共江彰特别支部。8月，党员谭襄城（1924年秋在北京入党，三台人）回到三台，被聘到潼川联合县立高级中学校任教。在与邹风平取得联系后，俩人积极筹建共青团组织。同月，把县立初级中学校的涪波社员张运开（三台新德柳塘人）等学生发展为共青团员，建立了团支部，张运开任书记。自此，三台县的第一个团组织诞生。在党、团组织领导下，三台学界随之迅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
领导三台工农革命运动
1928年底，在高利贷的盘剥下，邹风平的家庭经济状况恶化，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只得提前退学肄业。1929年2月，邹风平到三台县葫芦溪涪江小学教书。不久，赵利群因在龙绵师校领导涪波社员开展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而被学校开除，被党组织派到这所学校任教。他们利用教书作掩护，编写、印发《盐工歌》《穷人歌》《庄稼佬》等歌谣，一起深入农村宣传，启发工农革命觉悟，又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
1929年11月，邹风平、赵利群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潼川（三台）特区后，经过他俩的严格审查，于12月31日将符合党员条件的20多名涪波社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三台会龙特支（1930年1月更名中共三台北路特支），隶属中共潼川特区委（三台中心县委）领导，赵利群任书记，邹风平任组织。北路特支还在三台芦溪建立了1个支部，在农民中建立了党小组。
北路特支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为给北路党组织创建一个活动据点，决定将恶霸阮禹三垄断的柳池乡市场管理权夺取到党组织手中，利用其收益资金，在柳池袁家庵办一所小学，以学校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邹风平在斗争策略上做了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首先派涪波社员刘竹溪（时任乡教育委员）向教育局打报告，再由中共潼川特区委员刘克谐（时任县立初中教导主任，1934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争取县教育局的支持，得到县教育局同意后即呈报县政府。同时派党员刘季高（时任乡教育委员）和涪波社员张天汉（时任乡教育委员）在柳池乡场镇大造舆论。报告送至县政府后，在党员袁奉樵（时任田颂尧29军军部机要秘书长、宣传处长兼潼属联中校长）的帮助下，县政府马上行文批准。刘竹溪拿到批文后回柳池宣布县政府的决定，但阮禹三拒不执行。邹风平立即启动第二步方案，由张天汉、刘克谐于逢场天，带领师生和农协会员100余人，以鸣锣为号，一齐动手，将市场上的斗秤
等量器全部夺走。阮禹三随即派打手前往争夺，双方发生激烈械斗，刘克谐等被打伤。事后，双方都到县政府告状。中共潼川特区地下党员立即发动潼高中和初中的师生进行声援。县政府迫于众多师生的压力和筹措办学经费的合理要求，判定市场管理费收入全部归校方所有，作为该乡的办学经费；阮禹三赔偿校方受伤者全部医药费和器物损失费。
1930年2月，经过紧张的筹备，北路特支在柳池镇袁家庵山上建立爱智小学，刘克谐任名誉校长，邹风平任代理校长，张天汉任教务主任，赵利群到校任教，并聘请了一批党员教师和进步教师，在校教师和工友都是共产党员或涪波社员，学校实际成为北路党组织的活动阵地。同月，中共北区区委成立，赵利群任书记兼组织，邹风平任宣传兼秘书，爱智小学成为北区区委机关所在地。县教育局因邹风平办学有成效，委任他为教育委员，不久又任命他为区教育主任。邹风平以区教育主任的名义，举办暑假小学教员培训班，将辖区内 130余所小学和私塾教员分批集中培训，宣传进步思想，播撒革命种子。他还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带领学校师生深入附近的盐场、乡村，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倡办夜校，培训工农骨干。经过邹风平、赵利群、张天汉等同志的努力，革命力量逐步以袁家庵为中心发展到柳池井、马康桥和塔子山等10余乡，使这一地区有组织的农民达2000余人，赤卫队100余人，工会会员300多人，北区区委下辖6个支部，为开展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打开了局面。
邹风平还利用统战关系，派区委的同志打入柳池乡民团分别担任督练长、大队长和政治教官，而团丁全部是农协会员或革命积极分子，掌控了柳池乡民团武装。使这一大片成为三台的红色区域。在北区区委领导下，三台北区掀起了抗捐、抗税、抗债斗争的革命高潮。
当时一外籍富商伙同当地富绅开的“西华钱店”对群众进行高利贷剥削，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和愤慨。邹风平带领300余人到钱店讲理，揭穿其巧取豪夺剥削本质，因有当地团总豪绅撑腰，店主盛气凌人，出言不逊，群众的积怨像火山一样暴发出来，他们砸了招牌，冲进店内，销毁借据，痛打店主。店主求救于富绅，富绅们见群情激愤，没一个敢出面过问或制止。店主见势不妙，逃之夭夭，农民借的债不了了之，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北区区委领导群众取得反高利贷剥削的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北区人民的革命热情。
北区区委还积极组织三台北区盐场农运和工运。三台北区的盐场一般都用茅草作燃料熬盐，多年以来厂家总是通过以低价和大秤收购茅草，盘剥农民，谋取暴利。农民敢怒不敢言，心里早已怨声载道。同时盐工工资微薄和生产条件极差，也引起区委高度重视。区委发动农民群众成立“柴草斗争委员会”，向北区所有盐厂提出统一秤具，提高草价的合理要求。厂家满不在乎，不予理睬。于是“柴草斗争委员会”动员群众坚决不把柴草卖给盐厂。结果连续数月，厂家没收到一根 龙吟寺，原毕月乡苏维埃农会旧址（现中太镇）
草，所存草料已快烧尽，若再买不到柴草就会停工停产，盐厂就会倒闭，盐厂被迫答应条件，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区委通过工会正式向盐厂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否则就罢工。罢工得到各盐厂工人积极响应，工人不取水，烧盐，盐厂完全陷入停产的瘫痪状态。厂家慑于工人的威力，只得增加了工人工资，检修了盐井，消除盐井不安全隐患。
北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区委计划等把附近几个乡的民团武装掌控在手后，就及时发动武动，在三、绵交界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时，李立三“左”倾错误传达到三台，要求全党立即开展武装斗争、夺取大城市、夺取政权。中共潼川特区委在党内广泛传达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指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一切革命活动都要为夺取中心城市的总任务做准备”，还批评北区区委搞单纯的经济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1930年8月，特区派巡视员鞠怀安到北区，催促区委立即组织武装暴动，并强调立即在农村、工厂召开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9月，中共三台县行动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各地暴动，行委再次催逼区委马上行动，同时派人到塔子山等地连续召开农民、盐工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准备暴动。对于这种错误估计革命形势的“左倾”盲动冒险做法，邹风平予以坚决抵制。同月，邹风平被行委撤销了北区区委书记职务，许本达接任书记。
在上级的催促下，北区区委不得不提前准备暴动。塔子山、柳池、三合、会龙等场镇的铁匠铺，不分昼夜地赶制大刀、长茅，赤卫队加紧修整火药枪，制造土炮，同时发动工会、农会散发 传单，张贴标语，公开召开盐工大会。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冒险活动很快被敌人察觉。11月20日，塔子山支部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工农群众共300余人参加大会。开会不久，即被县保安大队包围，区委工运委员汪觉如和一部分工人积极分子被捕。邹风平得知事变，立即赶赴该地疏散未被捕党员和进步群众，营救被捕人员。22日，邹风平的好友保安队唐治安找人传信，说他和胡少卿中队长奉命
塔子山暴动打制的武器 带人前来逮捕他们。邹风平、赵利群、许本达、张天汉闻讯后火速撤离学校，转移隐蔽到农民家中，避免了被捕。
一周后，赵利群、邹风平、许本达根据党的指示去重庆找省委另行分配工作，离开三台。邹风平和赵利群到达重庆时，又遇省委遭破坏，辗转半月未能接上组织关系，请示党组织同意后，又秘密返回三台。
1930年底，邹风平被潼川特区委派往盐亭任特支书记。他到盐亭后，立即率领盐亭县特支按照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组织工农武装暴乱计划”及“关于工农运动的决议”，迅速开展工作，为1931年夏盐亭工、农、青、军运新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掷笔投枪战“青锋”
1931年初，邹风平因常年奔波劳累，积劳成疾，胃大出血。经县委批准，于2月到成都四圣祠仁济医院医治，胃被切除三分之二。半月后出院，被党组织派到中共成都东区任区委书记，两个月后改任中共成都县委任常委和宣传部长，6月，旧病复发，休假5个月后，于12月任成都外东区委书记。
1932年2月，邹风平调到四川省委组织部当了一年秘书，这段时间经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廖恩波热情帮助及自己努力学习，对革命基本理论认识更深刻，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更坚决，做各阶层群众工作也更娴熟。
任卓宣（即叶青）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革命浪潮里进入革命队伍。回国之后，在“马日”事变中两度被捕，叛变革命投敌，出卖了湖南省委党和团的15名干部，其中一位英勇的女共产党员，是任卓宣的爱人，但这位革命烈士，在慷慨就义前宣布与任卓宣决袂，与叛徒彻底划清界限，尤为可歌可泣。任卓宣在湖南反动营垒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后，他又来到成都，在成都大学图书馆当主任，改名青锋，网罗一批人出版了《科学思想》，以“研究、研究”的口号来麻痹青年，让青年远离现实革命斗争和党的领导，并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关于青年应当学习、再学习的指示来诱惑青年。还四处寻找四川省委，给省委写信，为其叛党行径辩解，企图再次打入党内。当时在四川，党内一些同志还认为任卓宣在青年学生中有影响力，存有“惜才”和同情心。党影响下的《定性分析》甚至视“青锋”为同人。直到1932年党内还有同志认为“青锋”主编《二十世纪》是最适合他的工作。
怀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深恶痛绝，邹风平积极投入批判叛徒任卓宣的斗争中。他先后撰写了《叛徒任卓宣与反革命“青锋派”》（载于1932年3月20日《四川晓报》）、《读〈二十世纪书〉后》（发表于成都《工商日报》）等文章，教育群众，捍卫革命的纯洁性。
邹风平在《叛徒任卓宣与反革命“青锋派”》的长文中，深刻揭露了大革命失败后一批投机分子的丑恶嘴脸，批判了任卓宣之流对革命的危害。把任卓宣叛变革命，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行径公诸于世，大白天下，让大家认识其丑恶嘴脸。解剖了青锋派的反动实质，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青锋派”《科学思想》杂志断章取义引用列宁关于青年应当学习的论断来诱惑青年，阉割、庸俗化革命理论，把青年从革命斗争前线引向死寂的书斋目的，是以“读书救国”、“无产阶级无祖国”等卖国论调来配合国民党镇压学生的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抗日运动风起云涌，“青锋派”在国难当头之日，劝群众要镇静，不要起来斗争，邹风平严斥这是任卓宣一伙的卖国行径。同时，他还提出应当以布尔什维克党员的顽强性，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无情地打击反革命“青锋派”的一切反动主张，不让它有半点存在的可能，坚决肃清其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影响，以巩固和纯洁我们党和革命的队伍。
在这样一场严峻的政治思想战线的对敌斗争中，邹风平以共产党员坚强党性，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表现了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对党的无限忠诚，展现出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这场斗争，对加强四川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加强党的建设，四川省委分期分批对全川各地的党员干部进行轮训，分别由罗世文、廖诗勉、程子健、邹风平等同志讲课。共办了几十期，每期三至五人。由邹风平具体承担来往人员接洽管理，这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全川各地的情况，从基层来的同志学习到各种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在省委组织学习小组的过程中，他与罗世文（省委书记）、廖锡坤同为一组，在罗世文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这个组成了模范学习小组。
在这段时间里，邹风平的生活既紧张又艰苦，他四处奔走，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但对同志却关心有加。当时军阀刘文辉与田颂尧开战，成都正发生巷战，城外的同志进不了城，没有组织救济，生活困难。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给这些同志送钱去。对有病的同志，更悉心照料，从吃住、安全，到病愈后的工作，都作妥善的安排，表现了他对革命同志的深厚情谊。
巡视指导川南川北党的工作
1932年至1933年，邹风平以川南、川北巡视员身份先后巡视内江、自贡、嘉定、阆中、自贡、三台、顺庆等中心县委，传达中央、省委有关指示和红军政策，检查指导当地党的工作，号召各地党组织积极发动游击战、地方暴动响应红四方面军。
1932年 4月，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巡视内江，传达了党的红军政策，并对内江县委的工作路线作了检查和指示。1933年2月，四川省委接到党中央关于抗日作战协定三条件的决议。为及时传达党中央决议到各地党组织，中共四川省委派邹风平为川南、川北巡视员，他先后巡视了内江、自贡和嘉定等中心县委，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有关决定。1933年5月28日，邹风平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在牛华后山主持召开党员代表会，成立直属省委领导的中共嘉定中心县委，宣布张郅任书记。巡视期间他从小组到中心县委，层层检查，亲自出席相关群众会议，历时三个多月，于6月初回到成都。由于出色的工作，受到省委的“口头嘉许”。接着又以川北巡视员身份去阆中、自贡、三台和顺庆等中心县委，认真细致地检查了各地的工作，积极号召各地的党组织 “为武装暴动做准备，迎接游击战、地方暴动，以响应红四方面军”的活动。在他的推动下，这些地方的武装斗争得到迅速发展。
1933年7月邹风平被推选为中共四川省委委员，8月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参与领导全川党组织恢复发展，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领导遂安武装暴动
1933年9月底，遂宁，安岳一带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0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派邹风平为特派员前往领导。邹风平到达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发动工作，群众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方圆四、五十里区域内，有组织的群众达5000余人，除各乡的赤卫队外，还成立了三个武装游击队。他们在红四方面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强烈要求武装暴动。邹风平看到通贤地区组织蓬勃发展，斗争不断爆发，群众基础好。于是，根据安岳的革命形势，改变了省委关于“布置游击战”的指示，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扩大党、团和农会组织，立即组建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决定以通贤场为中心，发动武装暴动。
12月16日，邹风平主持召开了遂安县委会议。制定了以通贤场为中心，通贤场、来凤场、文家寨、龙台4区赤色群众同时参加的暴动计划。12月18日邹风平向省委写书面报告，省委接此报告，认为不宜大规模暴动，发了一封紧急指示信，但为时已晚。
中共遂安中心县委对通贤起义抱有很大希望，但对省委指示又不能不认真考虑，为了慎重起见，县委在康遂家中召开了有邹风平、余若萍、廖伯华、康遂、王自修等人参加的会议，由于大家都有暴动必胜的信心，因此择重分析组织一次以通贤为中心的农民武装暴动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决定“在冬月初九暴动”，并制定了暴动方案。
会议对县委成员作了分工：邹风平任暴动总指挥，余若萍负责宣传、组织群众，康遂掌握地方武装、组织农会、妇女等方面工作，廖伯华、李子丹负责共青团方面工作。会后，按照县委的部署，层层开了动员会，要求参暴者作好暴动准备。得知盼望已久的暴动即将开始，党团员、农会会员、游击队员、赤卫队员，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就在此时，来凤场党组织竟然将当地副乡长袁子方的姑母田袁氏发展入党，田家恰在区委机关对门。田袁氏得知党组织夜里开会研究暴动，即告诉外侄袁子方。同时暴动计划又很快在群众中泄密，群众到处都在交头接耳议论暴动之事。于是，敌人很快就知道了暴动计划，使之后暴动前的一系列秘密准备活动，完全被敌人监视和掌控。暴动还没开始，敌人就提前开始行动，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来凤党组织首先遭到破坏。
12月21日，邹风平和遂安县委成员得知来凤场党组织被破坏。面对急剧恶化的局势，邹风平同县委成员一致认为“暴动亦牺牲，不暴动亦牺牲”。立即召集农会、党、团、县委及游击队长、赤卫队长开扩大会，成立遂安工农革命委员会，邹风平任主席。决定12月22日（冬月初六）晚上九时分别将各游击队、赤卫队、农会会员集中于通贤场附近三个山头上，定于初七拂晓正式进攻通贤场，方案按原计划不变，并及时发出整装待命通知。
就在这如箭上弦，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意外的事又发生了。通贤场团总张文华突然带团丁开始下乡捕人。原来，在暴动前几天又接连发生几起意外。一是八里乡农会会员熊三哥，自认为暴动的实力强大，竟公开策动地主蒲国林参加暴动。蒲国林伪装积极，诱熊三哥将暴动的准备情况说出后，即向团总张文华报告；二是县保卫团到来凤场抓人，引起部分群众恐慌；三是“风声传出，赶场的人陡然稀少了，乡村的人吃肉的，杀鸡的，多之至矣”。
暴动计划被这接二连三的突变彻底打乱，原定在通贤场分为三个地点集中，但时间未约好，群众随来随走。只有邹风平处100多人，陈家大坡有200多人，鸣锣坡100多人，在指定位置等待总指挥处信号枪声。
当时作为总指挥的邹风平，由于对军事暴动经验还不足，仍按原计划连放三枪暴动信号，结果只有安排在大绅粮张绍洲家作内应的党员肖作屏、肖述云按时打了几枪，外面又没有配合，杀团总、夺枪支的斗争没搞起来。敌人乘夜下乡抓人，地方领导康遂家被敌人包围，参加暴动的农民畏惧退缩了。拂晓时，陈家大坡、鸣锣坡的队伍也因一直没有听到暴动的信号陆续散去。邹风平身边的暴动队人员也尽皆散去。邹风平险被逮捕，几经周折，方返回成都。由于这次起义失败，他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给予“撤销特派员职务并严重警告一次的处分”。
通贤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扩大了革命影响，唤醒了群众，宣传了革命思想，为革命积累了经验。不久，省委对遂安地下党组织进行清理整顿，成立遂安中心县委，在顶新重建起县赤卫大队，继续在石羊、东兴、鼎新一带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这次暴动对年青的邹风平来说，教训十分深刻，也受到锻炼和洗礼。尤其是亲眼见到自己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革命失败，心中十分难受。但他没有消沉，没有颓废，没有动摇，挫折反而激起了他继续革命的更大勇气。他“下定了二十万分的决心，要打出一个局面；彻底检讨自己，要从政治、组织工作、生活各方面做个模范共产党员”。为了弥补对革命的损失，邹风平请求党给予他最艰巨的任务。此时，正值军阀刘湘打败了刘文辉，带了一批敌特、叛徒在泸州到处抓人，泸县中心县委被削弱，急待恢复。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同意，派他去重组中心县委班子，加强泸县党的工作。
领导川南地下革命活动
1934年1月邹风平任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川南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战争。泸县中心县委，辖荣昌、隆昌、泸县、内江、江安、纳溪、叙永、古蔺、古宋、赤水、合江、南溪等十二个县，分为五个特区。其中叙永、古宋、赤水、合江的党组织较健全；江安、长宁、兴文特区刚建立党的队伍；荣昌、隆昌特区是川南党组织发展的新区。
由于泸县县委受 “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邹风平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要重新打开川南革命斗争的局面，提高和统一领导层思想，总结革命失败经验教训，找到适合当前形势和川南地区实际的革命斗争正确的革命道路是最为迫切的。1月8日到泸县与城内唯一交通员俞明华联系后，第二天他就奔赴各地，并在年底前跑了三个地区调研，总结经验教训，筹备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
1934年2月19日至28日，泸县中心县委在叙永正式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讨论了在城市党组织被破坏，叛徒特务四处追捕共产党员的白色恐怖下，党的下一步革命斗争道路应该怎样走等问题。会议认为，在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应避其锋芒，离开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到偏远地区的农村去发展壮大自己，既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增加革命斗争的成功率。邹风平在会上总结了遂、安起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革命斗争形势，强调革命斗争一切从实际出发，各地应整合行动，相互配合。并以遂、安暴动教训告诫大家：平时应宣传群众，发展巩固组织，积蓄力量，充分利用合法形式与敌人作斗争，不要轻易地发动暴动；条件成熟时才可发动暴动，之前要充分发动群众，制定周密计划，作充分切实的准备。光凭革命热情，盲目进行暴动，革命招致失败不说，群众还会蒙受重大损失。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党团组织领导人，要进行地下隐蔽活动，首先要保护好自己。会上改组和重建了泸县中心县委，邹风平当选为书记。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把中心县委从泸县迁至群众基础较好、军阀统治较薄弱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叙永县，党、团的同志都要转移到农村。这次会议，使与会同志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增强了信心，找到了前进方向。
1934年春，邹风平等中心县委领导分头深入叙永、古蔺、纳溪、合江等农村启发群众、发动群众，在叙永南区的黄泥嘴、两河口分水岭一带和赤水福兴场靠近土城一带，以及古宋部分地区，发动春荒斗争，有计划、有步骤组织农民利用旧社会合法的“吃大户”这种贫苦农民易于接受的形式开展“四抗”斗争。由于从实际情况出发，策略得当，群众在运动中得到实惠，受到教育，提高了觉悟，使春荒运动得以蓬勃发展，为后来支援红军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中心县委工作期间，邹风平生活十分俭朴，处处以身作则。掌管党的工作经费，从不私自动用分文。邹风平总是同大家一样在群众家里吃饭，有时一天就吃一个红薯。到“赤合”特区时，就和大家一起住兵工厂；在叙永，就住在一个船夫家里。他关心同志，爱护同志，并身体力行，因此虽处在极度困难的境地，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可能，但大家无怨无悔，工作非常积极。
革命的道路总是充满艰辛和曲折，就在此时，发生了马如龙卷款潜逃事件（马由省委派到中央苏区学习返川后不久，就卷款八百元跑到军阀刘湘处）。1934年7 月，省委又遭到严重破环，泸县中心县委由此失去了上级党的领导。
面临这一严重情况，以邹风平为书记的泸县中心县委并没有仓惶失措，而是冷静分析形势，克服种种困难，继续推动川南革命斗争向前发展。1934年8月，中心县委指示叙永地下党组织在两河盖首山成立苗民政府，赤卫队员发展到近200人。同月，红三军到达贵州的婺川、正安一带，根据红军长征形势，泸县中心县委及时发出战斗号召：川南的党是最前线的党，前线党的任务是武装斗争，不让一个党员不深入群众，不发展组织！并给贺龙同志写了密信，以小商贩作掩护，派了两次交通与红三军联系，但均未接通关系。
这段时期，泸县党组织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县委的二十几位干部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为此，邹风平提出两个响亮的口号：“共产党人只有被敌人杀死的，没有饿死的！”；“共产党人只能谈工作，生活从工作中解决！” 邹风平和中心县委的同志首先带头深入农村，帮农民干农活，与农民交朋友，关心他们的疾苦，宣传革命道理，并带动其他干部也这样做。上行下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解决了吃饭、睡觉和工作问题，而且使当地的农民运动迅速活跃起来。邹风平还到工人中活动，发动赤水兵工厂和泸县的织布工人、码头工人，建立党组织，开展斗争。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既度过了生活危机，又锻炼了干部，还打开了工作局面。
邹风平因势利导，要求所属各党组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中心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建立了叙永特区南六游击队，提出“打土豪，破仓分粮，给群众谋利益，恢复群众组织；摧毁农村统治政权；搜集枪支武装自己”三大任务。仅一个多月，就恢复农会，壮大游击队伍，打垮敌人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建立了公粮公款制度，为革命筹措不少经费，干部和群众都为之振奋。在邹风平领导下，泸县中心县委为配合红军斗争，开始积极筹划革命武装暴动。
领导川南游击队配合红军斗争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红一方面军向赤水挺进。根据红军的变化，邹风平在上瓷主持召开泸县中心县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接应中央红军问题。估计红军可能在川、滇、黔边区建立苏区，在泸州附近渡江；而红四方面军可能从川陕根据地南下，会议决定加强长江两岸的渡口和农村工作，指示叙永特区和南六游击队在合江、赤水一带组织武装暴动，配合红军转战川滇黔边，并派李亚群任长江南岸特派员，领导武装暴动，伺机与红军接头，报告四川形势。
同月，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叙永，叙永特区游击队与红三军团接上头，得到红军有力支援。2月4日，彭德怀在叙永五龙山热情接见了游击队负责人，并勉励大家坚定信心，配合主力红军北渡金沙江。次日，红三军团五名红军干部，带着五十支汉阳枪、六挺重机枪到游击队，大大增强了游击队力量，原黄泥嘴游击队迅速扩编为叙永县游击队。
2月9日，党中央和军委在扎西召开会议，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决定抽调400名干部战士，与泸县中心县委组建的叙永游击队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指定徐策（原红三军团五师政委）、余泽鸿（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原红八军团民运部长）、邹风平（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等5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徐策任书记。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负责领导这支红军游击纵队和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地方工作。川南红军游击纵队成立后，迅即离开五龙山，插向树坪、黄泥嘴，逼近叙永，威胁泸州。在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跳出敌人的合围圈过程中，川南红军游击纵队常常遭遇数倍、数十倍于己敌人的严密堵截和疯狂追击，几乎天天都要打仗和转移，一天打几仗是常有的事，
甚至一个晚上要疾行数十里，改变几处宿营地，很难在一个地方住上两三天。在中央红军离开川南后，敌人集中国民党留守部队和地方民团近10多倍兵力围剿赤合川南红军游击队。历时一个半月的激战，大批指战员英勇牺牲，近千名的游击队最后只剩下不到30人。这支部队深入敌后，转战川、滇、黔，牵动敌人两次十万大军的围剿，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和掩护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的战斗。
与此同时，泸县中心县委为策应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积极发动地方武装起义。3月10日，石顶山武装起义爆发。任五通乡公所精选中队长的赵欲樵按暴动时间，深夜率队就地起义，烧毁乡公所文件、表册，逮捕乡长黄体全、师爷赵宝桢和合江县府派到五通乡的领班冯巨成等。同时割断电话线，切断通讯。随即率领起义队伍前往驻防黄大桥的精选二分队会合后，连夜向石顶山挺进。杨其生、冯剑魂也在当夜约定时间率领精选三分队和新建的鸟枪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夜袭了赤水大同镇区公署，经过半个多小时战斗，全歼大同区队后，胜利返回石顶山。11日，三支起义队伍在石顶山的月台山大庙里胜利会师，随后成立“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队”。游击队共有200多人，整编为两个中队和两个游击队。游击队在川黔两省交界的密林中，坚持战斗到4月。在与反动武装的多次交锋中，人员不断减少，部队仅余50来人。4月下旬，游击队在牛王坳被川军和泸州肖震南清乡大队十倍多敌人包围，队长杨其生壮烈牺牲，其余队员被冲散。邹风平领导泸县中心县委发动的 “石顶山革命武装起义”，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红军的压力，在川南黔北地区革命斗争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在准备石顶山武装起义的同时，邹风平又计划在大渡口发动革命武装暴动。邹风平亲自主持建立了大渡特区，并派曹德渊、李化平、军事干部周一戎到大渡口加强领导。3月，大渡特区掌握了民团、锦衣团、三俊团以及绿林武装近千人，两百多条枪。特区三次开会筹划，准备4月暴动，与石顶山起义遥相呼应，并计划成功后先克大渡口，然后攻打纳溪，再取道永宁，与红军川南游击队会合。就在武装起义一触即发时，四川省委所遭到的严重破坏波及到川南，叛徒带着敌人四处抓捕共产党人，泸县中心县委秘书陈继光被捕叛变，大渡特支书记阳湘林被敌人杀害，暴动骨干抓的抓，逃的逃，暴动计划被迫流产。
随着中央红军全部离开川南，敌人集中兵力围剿革命力量，革命形势异常险恶，整个川南城乡被白色恐怖笼罩，困难重重、险象环生。川南地区革命何去何从，出路何在？邹风平苦心谋虑，夜不能寐。在关系泸县党组织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邹风平与李亚群（泸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等商议后决定：将川南地区的所有干部转移到川滇边境的山区，以免再遭破坏；在新区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派人赴上海活动，筹集经费以组织武装；在失掉上级党直接领导的情况下，与自贡、内江等中心县委共同组成川南临时特委，约定于4月28日在自贡牛佛渡召开三个中心县委的联系会议。
4月28日，正当代表陆续赴会之时，不料叛徒早已守候在那里。邹风平凭借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临危不惧，随机改变计划，连夜返回泸州。邹风平刚到党员卢泽民家，敌人便尾追而来，顿时满街警笛齐鸣，大批敌人蜂涌入房，情况极其危险。他赶紧从卢家的前屋转入后院，爬上临街的院墙，登上房顶，飞跑到城边，跃上城墙。后面紧追不放的敌人越来越近，在这危急时刻，他奋不顾身地从城墙缺口一跃而下。由于城高沟深，落地时腰骨折断。凭着坚强的毅力，他脱下长衫束紧腰部，顺着城墙艰难地往前挪动。在夜色掩护下，终于挪到沱江边。这时他已十分虚弱，就伏在地上往前爬，又整整爬了十里路，才到达连云洞下的一个村庄。此时他已筋疲力竭，连爬的力气也没有了，在一棵桂元树下昏迷过去。第二天黎明，在两位好心农民的帮助下，他被抬到纳溪大渡口特区委员黄克永家。
黄克永家境贫苦，既缺饭食又无医药，邹风平在这里艰难度日，环境也非常险恶。一天反动派突然包围他的住处，幸亏黄大嫂的弟弟紧急报信，大家在危急之中把他转移到密林深处藏了起来，这才幸免于难。
在黄克永家的这段时间，邹风平深刻反思了川南革命斗争历程，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进行了认真思考。他曾亲历了泸县地区革命斗争从发动到兴盛、从高潮跌至低潮的过程，目睹了每一次斗争之后反动派更为凶残的进攻。为什么苏维埃政权没有在一省或数省取得首先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以失败告终？长征损失更是不可想象，能说蒋介石政权在崩溃中吗？赤合游击队应该何去何从？从“九一八”开始，抗日是党面临的最大的现实“苦闷问题”，分明是东北沦陷了，为什么偏提出“保卫苏联”？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我们的口号也是抗日必先反蒋，再这样下去行吗？在此民族危亡之际，难道不应枪口一致对外吗？这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困扰着邹风平。由于消息闭塞，此时的邹风平还不知道在这危难关头，遵义会议已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毛泽东正在血雨腥风中，力挽狂澜，把革命引向光明。
经过反复思考，基于上无党的直接领导，下无有组织的群众活动，加之敌人疯狂镇压等现实情况，邹风平决定先保存革命力量以坚持革命斗争。 5月29日，他在干部会议上，提出暂时“解散泸县中心县委”、“宣传抗日”、“保全干部”等主张。他指出，要借宣传抗日以掩护干部，保存革命火种，积蓄力量，等待和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并鼓励大家“找到中央以后自有办法”，“找到中央以后一切服从中央”。与会者赞同他的意见，决定由李亚群去上海找中央，把留下来的干部分散到云南去，坚持川滇边界的革命斗争。
在云南镇雄罗坎坚持革命活动
1935年4月，周一戎按照泸县中心县委的布置，回到家乡云南镇雄罗坎隐蔽，并在罗坎建立了党的组织。由于邹风平在黄克永家的行踪引起了敌人注意，6月4日，在党员侯建成护送下，邹风平动身前往位于川滇边境的周一戎家养伤。两人身上仅有一个银元，一路风餐露宿，受尽饥寒，于28日终于到达周一戎家。
为了便于活动，他化名周子和，以周一戎家为立足点，逐步聚集干部，开展活动。在革命一再受挫，“白色恐怖”乌云弥漫，与四川省委和特委失去联系，自己生命一再受到威胁，伤还未痊愈的情况下，邹风平完全可以隐蔽养伤，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等待指示。但邹风平怀着大无畏革命精神，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和无比忠诚，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执着追求，又主动担负起党的领导人重任，再次发动革命斗争。
镇雄罗坎位于川南游击纵队经常整顿驻扎的川滇交界大雪山南麓。邹风平到罗坎后。一边着手在当地建立党组织，一边着手进行改造国民党基层政权工作。邹风平与周一戎、侯建成研究，认为罗坎处于川滇黔边境，山大林密，区长王应崧（镇雄第六区区长）较为开明，青年王灼等人又受进步思想影响，有利于开展地下活动，便指示侯建成返回川南通知留居川南的部分党员到罗坎重建党组织，共谋斗争事宜。邹风平和周一戎还在罗坎配合川南游击纵队开辟新游击区，决定由周一戎到县城活动，担任了镇雄第六区李子乡乡长职务，在李子乡建立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1935年7月，侯建成按邹风平指示，专程去四川江安迎接留居川南的干部赴滇会合，在新区共谋革命。不幸的是已经为数不多的干部，在赴滇途中全部被捕，只有侯建成一人返回罗坎。
邹风平的满心期望再一次受到打击，面对残酷现实，他没有灰心丧气，将余下的几个人再次组织起来，在云南雄关一带搞农运，组织游击队，坚持革命斗争。不料活动刚开始，敌人又抓去一个队员，搜走所藏枪枝。武装斗争难以继续，生存环境更加恶劣，活动更受限制。
恰在这时，邹风平通过周一戎的关系，结识了其舅父王应崧。王应崧需聘请一人给自己儿子王樵（昆明市昆华中学毕业，抗战后入党）补课。此人佩服邹风平的学识，坚持要他承允。为更好地掩护自己，同时也为解决好衣食和养伤的钱，邹风平决定接受应聘，与王应崧商议后，在当地创办了锦庄小学。
从此，他一面医治腰伤，一面当教师。由于知识丰富，教学有方，深得家长欢迎，学生由2人逐渐增加到28人。他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宣传活动。在学校中，邹风平改变当地以“四书”、“五经”作为启蒙读物的传统，开设数学、英语、自然、地理等新课，又将屈原、杜甫等忧国忧民的诗篇，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及有关禁鸦片的诗文选入自编的国文教材中。
邹风平在课堂上，常向学生讲述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肖楚女的故事。课余时间，又与当地进步青年畅谈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新经济政策，向他们灌输马列主义思想。邹风平还向王应嵩等开明绅士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后来，锦庄小学的部分学生还参加了川滇黔红军游击纵队，有的经过培养被地下党镇彝威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
在此期间，邹风平还应邀到滇军安恩溥旅派驻罗坎参加“围剿”红军游击纵队的杨定元连及补充三个中队中讲学。他以《孟子》为题，着重阐述了孟子“民为贵，君为亲，社稷次之”的思想，教育士兵要树立抗日救国、保国保民的思想。此后，邹风平多次到杨定元的连队讲学，深得该连上下官兵的敬重。
7月底，川南特委随游击纵队进至罗坎，决定与思想开明的罗坎区区长王应崧建立统战关系。为进一步控制当地区乡政权，邹风平利用周一戎与王应崧亲戚关系，向王应崧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并通过王应崧，基本控制当地地方政权，使该地成为“纵队”经常出没的地方，“纵队”还在罗坎街上公开扩红。王应崧、周一戎还为“纵队”提供粮食，采购弹药，并保护当地游击队队员家属。8月，川南游击纵队回旋镇雄，特委于23日在镇雄罗坎栏马坎与邹凤平不期相遇。当晚，在栏马坎召开了特委会议，决定邹风平直接担任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的领导，组织领导川滇黔红军游击纵队的革命斗争。
孤雁恋群，战士思归。与上级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见不到并肩战斗的同志，再加上腰伤久拖不愈，邹风平的 “精神处于极端苦闷中”，他急切地盼望能早日找到组织！
正当邹风平苦闷异常的时候，忽然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1936年底，派去上海的李亚群终于找到党，和组织取得了联系。说不出的喜悦和激动涌上他心头。党指示他“好好养病，病愈时即到上海。”随后，又寄来报章杂志，让他了解当时时局，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十分高兴地加紧养伤，积极为到上海与党组织汇合做准备。
1937年3月，驻罗坎“围剿”游击纵队的滇军二旅杨定元连怀疑邹风平是中共党员，准备逮捕邹风平，王应崧。周一戎闻讯后，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邹风平，并设法将邹风平送出镇雄。邹风平取道贵阳、长沙、武汉到达上海。党组织征求他意见，是否愿意去延安，他以极为兴奋的心情表达了渴望已久的强烈愿望。不久，邹风平途经西安，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恢复重建四川党组织
1937年6月，邹风平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四川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在延安，邹风平进入中央党校第五班学习三个月，通过三个月的刻苦攻读，他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
10月，根据中共中央5月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党代会关于“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的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的要求，张闻天、李富春代表中央召集邹风平和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总支书记的廖志高（曾用名王平、王子修，冕宁人）谈话，告诉他们中央决定派他们回四川恢复党的组织，在成都建立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中央决定：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任副书记。
11月10日，邹风平离开中央党校，参加了由中央负责同志主持的四川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四川工作情况和今后的任务，决定派邹风平等人回川，组成以他为书记的四川省工委，负责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全省的革命斗争。
临行前，张闻天、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向他们交待：“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党组织和党员遭到严重破坏和残酷镇压的惨痛教训，你们去后重建和发展的党组织和党员都是秘密的。”“现在已派往四川进行上层统战和情报工作的罗世文（著名革命烈士，威远县人）、张曙时（江苏睢宁人），各有自己的特殊任务，同地下党没有工作关系。你们去后可以分别同他们联系，了解情况，重大问题也可以找他们商量。”11月28日，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原名于家洵，又名于泽南、于诚信、余代生，西充人）、王子模、彭世荣（彭精华）、韩文彬等6人离开延安。邹风平等肩负党中央的重托，满怀激情，踏上了奔赴四川的途程。他们从延安启程途经广元时，邹风平不顾跋涉之苦，抓住时机，在旅馆里开了一个会，即“广元会议”。会议明确了回川后的工作任务：邹风平、廖志高等直接到成都，会合早在那里工作的张曙时、罗世文，建立四川省工委；于江震、彭世荣到南充建立川北工委；王子模、韩文彬到阆中、苍溪县开展恢复和重建党的工作。
12月14日，邹风平、廖志高到达成都，与先期到达的张曙时、罗世文接上头。1938年1月10日，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在成都正式成立，建立了学委、文委、妇委和军委，领导全川党的工作。3月3日，省工委领导成员进行分工：书记邹风平，组织部长廖志高，张曙时分管统战工作，调重庆市核心党小组负责人刘传茀（阆中保宁人）任省工委书记邹风平的秘书，继任省委巡视员。
邹风平首先考虑的是省工委机关的安全。经过一番调研和考察，决定将省工委设在位置比较偏僻，远离闹市的平安桥街南口一个独院，只由他和廖志高两人住机关；还把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夏娘娘（赵世炎的老母亲）迁来同住，以利掩护。随后省工委机关迁到焦家巷。由于省工委机关隐蔽和保密工作做得好，在敌人眼皮下，坚持两年多安然无恙，得以从容不迫地指挥全川各地党组织的革命斗争。
中共四川省工委建立后，邹风平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到四川党建和革命斗争中。由于党组织建设处于恢复重建期，优秀干部人才缺乏，他特别重视组织建设和干部的培养。邹风平针对自1935年四川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后便没有全省性的统一组织、各地党的力量分散、未能形成整体、以致缺乏强大的战斗力的情况，集中精力狠抓清理和整顿党的组织。他一方面将韩天石、陶焕馥等人的关系迅速地接上头，帮助他们建立起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又对与党失去联系但仍积极活动的党员进行深入考察，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如饶孟文在1937年1月自发建立起来的“中共成华特支”，做了很多工作，在推动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方面，起了不少作用。邹风平在坚持不承认该组织整体移交的原则下，对其所属的每一个成员，逐一进行考察，通过个别谈话、审查，分别吸收入党。鉴于其内部情况比较复杂，邹风平等省工委的负责人在考察过程中，吸收了优秀分子，而将有问题的人坚决淘汰。对于刘连波、刘文哲所建立的组织，因与上海党（特科）发生关系，邹风平就直接到武汉，通过长江局加以解决吸收。这样不仅纯洁了党的队伍，也使党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当年曾经接受邹风平直接考察的同志，至今仍满怀深情地称赞他那深入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省工委根据这个决议和5月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提出6至8月完成10倍发展党员任务，制订了党员发展计划，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第一，调整组织机构，适应党的发展；第二，抽调得力干部到各地传达上级指示，加快发展党组织的步伐；第三，培训干部，适应党组织大发展的需要。4月，邹风平去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同时要求给四川增派干部。长江局先后派程子健（原名程秉渊，字心浦，党内化名秋霞，荥经人）、郑伯克、阚思颖（甘棠，女）到四川工作，充实了省工委的干部力量。邹风平和省工委其他同志一起，共同努力，党组织重建工作迅速打开局面。
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邹风平特别重视党员质量，严格按照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注意在工人、农民、下级官兵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同时，他又不拘泥于阶级出身和职业，结合党的抗日主张在青年学生中有很高威信的特点，把较多的精力放在了城市里的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和职员，以及统一战线中的上层分子方面。一方面在知识青年中大力培养积极分子，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另一方面组织动员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抗日前线，直接壮大革命根据地和抗日前线的革命力量，使党组织的活动很快适应了新时期、新形势的要求。
仅花了半年多时间，在成都民先队和重庆各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基础上，就建立起成都、重庆两个市委。不久，又分别建立了顺庆、阆中、自贡、嘉定、宜宾、泸州等10个中心县委。全省党员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省工委建立之时，全省只有100多名党员，1938按3月即增加到300多人，到11月，全省党员已发展到近4000人。
在大量发展党员过程中，邹风平十分重视党员、干部的培训。随着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一批年轻党员、干部即将派往四川各地工作。为了让他们迅速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组织部长程子健提出应加强对他们的党员知识、党的纪律教育。邹风平对此高度重视，决定由罗世文、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这些既富有斗争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老同志来授课，讲课内容有党的建设、支部工作、职工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批判张国涛错误和托派斗争等内容。只要有各地同志来汇报、联系工作的机会，即留下进行一次短期培训，多则七、八人，少则二、三人。身为主要负责人的邹风平，无论周围环境多么复杂，工作有多忙，他都坚持亲自给党员上党课。讲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工人运动、反特斗争、监狱和刑场上的斗争等。这些小型、简易的党员训练班，形式灵活多样，大多是在茶馆或以郊游野餐形式在田坝上课。当时川康特委地区有10个中心县委，下属近50个县委、特支。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上半年，县以上干部便已基本轮训完毕。
邹风平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较高，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历史知识见长，主持会议生动活泼、幽默风趣，讲话深入浅出、简明易懂。遇有争议的问题，总是以理服人，许多同志都愿向他一吐心中的疑问、喜悦或抑郁之情。听他讲过课的同志都把他当作良师、挚友和兄长。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老同志在回忆邹风平时，对他讲的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党的铁的纪律”、“支部是党的战斗堡垒”、“共产党员要保守党的秘密”、“共产党员要有革命气节”等党的基本知识，都还记忆犹新。
邹风平十分重视宣传工作。省工委成立后，宣传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形势发展要求，及时提出宣传中心，加强宣传阵地巩固、扩展和建设。邹风平到成都不久，将文字工作经验丰富的李亚群派往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刊》，以加强那里的工作，又抽调杜桴生到《四川日报》，以增强党在该报社力量。此外，还经常关心受读者欢迎、由党员创办的《时事新闻》《星芒》《全民》等刊物的工作。党组织和进步团体掌握了大批报纸和刊物，如《四川日报》《新新新闻》《新民报》等都有党员在其中工作。这些进步报刊影响面很大，盛极一时，为四川党组织起到了喉舌作用，宣传了抗日，教育了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每到一处检查和布置各中心县委的工作时，邹风平总不忘强调各地方的宣传工作。因此，各中心县委也都掌握了当地的一些宣传舆论阵地，为打开工作局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邹风平还十分重视四川地方军阀统战工作。按照党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利用四川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利已政策的矛盾，积极开展争取工作。省工委成立后，力促刘湘由投蒋反共转变到抗日立场；并与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建立起统战关系，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四川地方实力派逐渐转向抗日，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省工委一班人的领导下，四川各地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党的主张、党的号召深入人心，党成为四川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领导核心，各级党组织成为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
1938年11月21日至25日，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党的决定，结束省工委，撤销重庆市委和成都市委，分别成立川西、川东两个特委。省工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川西代表开会，经过民主选举，成立川西特委（次年1月因西康建省，更名川康特委），邹风平任书记。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为两个平行的省级党的领导机关。川康特委成立后，主要任务是在组织大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党员质量，在巩固党的同时，继续发展党员。经过一年的努力，川康特委党员人数发展到4500多人，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共产党和八路军，掀起大规模反共恶浪，川康特委主要负责同志罗世文、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和王叙五等人被通缉。南方局决定邹风平、甘棠、张曙时立即撤回延安，任命程子健代理书记，重新组织川康特委。这期间，尽管敌人前后六次指名搜捕邹风平，均以落空而告终。
从1937年底邹风平入川建立省工委，到1940年7月离蓉，四川党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无论是在恢复和建设党的各级机构、发展党员、培训和输送干部，还是在教育群众，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推动全川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这些成绩来自党中央和长江局、南方局的领导，广大干部和党员的英勇奋斗，但也与邹风平的工作分不开。在那些紧张工作的日日夜夜里，他作为省工委和川康特委的主要负责人，身负重任，日夜操劳。除了来往于成都与武汉、重庆之间，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请示工作，接受任务外，还主持召开各种会议，研究问题，提出任务，检查工作。他不断地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勤奋工作，任劳任怨，从不讲价钱。他自腰部受伤后，身体损伤很大。多年来，腰部使不上劲，行走不敏捷。1938年的邹风平正是壮年时期，看上去却象一个瘦弱的五十来岁的老年人。由于长期的胃溃疡，身体虚弱，从延安返川工作期间，胃痛更为经常。然而，这些病痛并没有减弱他的革命意志，他仍然勇敢地肩负起四川党组织工作的领导重任，日夜战斗。他不顾白天工作的劳累，夜间还在灯下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有时，深夜仍伏案书给各中心县委的写信，或在蝇头小楷组织关系介绍信上签字。邹风平这种与疾病作斗争的惊人毅力，这种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顽强斗志，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献身精神。他曾经写给李亚群一首绝句：“少小未识儿女情，十年刀丛余此身。老大何堪天台去，桃花原不惜残春。”这不仅是他拒绝个人婚事的表白，更是其忠于人民事业的真实写照。
回顾邹风平的一生，从20岁开始革命生涯，十八年间不惧艰难困苦，听从党的指挥，置生死于度外，倡主义、战“青锋”、建组织、兴武装，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久经磨练，日渐成熟。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崇高的一生。他把一颗炽热的丹心，无条件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用毕生的实践，诠释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无限忠诚，用生命铸就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