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
人物生平
沙汀，原名杨朝熙，1904年出生于四川安县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7岁读家塾。少年跟随舅舅经常出入于四川乡镇之间，对地方军阀、地主豪绅及其他各种社会势力的腐败情形非常熟悉。17岁进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受五四新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26年毕业后曾赴南京、北京，求学不成返回四川。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故乡从事革命活动。曾任安县教育局长，改革安县旧教育。1928年初，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他隐蔽一段时间后，1929年流亡到上海，与省一师同班同学艾芜（汤道耕）相遇，共同走上文学道路。1931年写出第一篇小说《俄国煤油》后，曾与艾芜联名写信给鲁迅先生求教小说的题材问题。193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随即加入“左联”，成为“左翼文学新人”之一。以后陆续发表《丁跛公》、《在祠堂里》、《代理县长》等作品，着力表现真正熟知的四川农村社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即回川。1938年秋与何其芳、卞之琳共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又随贺龙转赴晋西北和冀中抗日根据地。新的生活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色调。他写出著名的《随军散记》（即《记贺龙》）《奇异的旅程》（即《闯关》）。1940年回重庆发表短篇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此作对国统区乡镇统治者之间围绕兵役的勾心斗角，作了辛辣的讽刺。这时的作品还有《磁力》、《联保主任的逍遣》、《老烟的故事》、《堪察加小景》等。1941年皖南事变后避居故乡山区，写出《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3部长篇以及其他作品。《淘金记》写大后方地主劣绅为发国难财争夺金矿而引起的内讧。这一时期的短篇《范老老师》、《呼嚎》、《医生》等，表现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新主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沙汀先后担任西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同时继续创作，写了《卢家秀》、《你追我赶》、《老邬》等，转而歌颂新型的农民。”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曾入狱四年。1976年后重新执笔，以不凡的创作活力连续发表中篇小说《青枫坡》、《木鱼山》、《红石滩》。
1978年奉调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暮年回到四川成都，于1992年12月14日病逝。
沙汀是一个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以四川乡镇为故事背景，采用冷峻、客观、暴露、讽刺手法和含蓄深沉的艺术气质描写现实社会。细致刻划人物的典型细节，绘出一幅幅富有社会风习的画面。他的小说以极强的幽默感和浓烈的地方色彩著称。
年少时光
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的12月19日，旧历甲辰年冬月十三日，一个男婴在四川安县城关安昌镇西街的杨家老宅，呱呱坠地。这个男婴是家中的次子，取名杨朝熙。他前面已有个哥哥叫杨朝绶（印如）。
沙汀的祖籍原是湖广黄州（今湖北黄冈）。清代“湖广填四川”（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移民以湖广行省、贵州行省等地为主，人口达到100余万），沙汀的太祖杨启梁千辛万苦携家迁到安县西南的河清乡龙湾子。传到祖父杨仁和，才搬进安昌镇城关居住，在河清留下了祖坟和田产，留下了杨家先辈的足迹。祖父杨仁和，做过清廷小官，因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安县当地小有名气。沙汀的父亲杨义质（模斋）排行老大，是一个读书人，笃信礼教，毫无生财、理财的能力。在沙汀五六岁上父亲便离开人世了。父亲逝世后，母亲独立支撑门户。母亲的天地构成小朝熙童年的天地。母亲姓郑，名妙贞。郑家原是本城一个旺族，是书香门第，也曾经风光过，只是清末以后衰败了。郑妙贞虽为一个女流之辈，却极有主见，做事麻利、干脆，凭着她的社会交往，建立起她在全镇的威信，被当地人尊称为“杨大姐”。沙汀是吃奶母的奶，在川西北的小城镇长大的。有个朱大娘，永安乡人（现北川县永安镇），带他的时间最久。断奶后仍然留在他家里。这个奶母是他童年的引路人。朱奶母经常领他走出老屋，到十字口逛街。十字口最多的便是茶馆。在沉闷单调的山城生活里，仅有的一点文化娱乐也离不开茶馆。茶馆里面的川戏清唱，那高亢的音调使他入迷。从此种下他对川戏的终生喜爱。
沙汀唯一的舅舅郑慕周便是由川西北特殊环境造就的传奇性人物。他长得高大，喜活动，从小爱打抱不平，有豪侠气质。十六、七岁时不能忍受后母的苛刻管束，离家在社会上游荡。后来靠着唯一的姐姐周济，帮人放船、放木筏，兼做点小生意。就在他沉入社会底层的时候，加入了安县的袍哥帮会（清末民国时期四川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名称，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沙汀跟着舅舅从小上茶馆、串门，拜年、会客，对于大大小小的粮户、豪绅、军官、兵宿、流氓、普通光棍，都非常地熟悉 。这些经历开阔了他最初的眼界，成为一生爱好、习惯的基点，最终成为他文学生命的基本原素 。
1911年，沙汀七岁，开始在家中读私塾。正逢社会大动荡，时读时停，这种“土”的教育一直维持到他的青年时代。到1915年为止，沙汀的家塾生活的前期，便平静度过。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家乡的山水、民情和辛亥革命后在他舅舅周围迅速形成的袍哥社会，比读书更深地吸引了他，更能满尽他的好奇心和乐于观察人事的天性。 1917年，年近十三岁的沙汀便能独自骑着马到乡下送东西。那时他常出没于安县四周各个乡镇之间，坐茶馆，看杀人，旁观舅舅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了解一个地区特殊的社会形态，地方封建性割据的黑暗，社会上人与人搏斗的情景。他不知不觉成人一样进入社会生活，虽然不能全部懂得，想不到这会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准备。1918年，舅舅郑慕周离开安县，入了国民党的正规军，做了连长，驻中江县。从此，沙汀结束了跟随舅舅流动的生活，回到家里继续读书。 十五岁以后，他一天比一天地认真生活起来。
1919年，已经升任营长的郑慕周要求沙汀好好读书。并特意从中江县聘来贡生出身的有学问的游春舫老师来主持家塾。但教了一年便走了。接着，母亲请谢建卿先生来家中教书，教《古文观止》，也开始命题作文，但主要的还是背诵古文。沙汀的国文基础主要是在这两个老师手里打下的。1921年，舅舅郑慕周升为少将旅长，驻军在灌县（现都江堰市）。就是那一年，郑慕周写信给沙汀，要他终止家塾的学习，去灌县商量进一步外出读书的事宜。沙汀这年十七岁，在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的第三年，从没走出过安县，他被封闭在故乡社会的小圈子内，视野甚至还没有郑慕周那样宽阔。他原来想进军校，但被舅舅阻止了。郑慕周仿佛看准了少时活动型的外甥，并不适于跟着自己的脚步走。不许他当袍哥，又不准他参军。舅舅给沙汀安排的出路是去成都考学校！
外出求学
1921年秋 ，沙汀来到辛亥、“五四”风云在四川汇集的中心成都，从断断续续读过十年方块汉字、不识得一个英文字母的文化环境，一下子踏入到本省风气纯朴、开明的著名学府，他整个被一种自卑的情绪包围住了。他几个月前，便按照舅舅的旨意到省会来考一般学校，发现在这个新的陌生城市里，他变得什么学问都没有了。连考了几个学校，都未录取。特别是英语和数学，虽然请人补习过一番，毕竟底子太薄，一时赶不起来。最后是郑慕周通过私人关系，才把他送进了曾做过前清盐茶道署衙门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现为盐道街中学）的大门。
为此，大约有一年时间，沙汀站在这个学校绝大部分清寒好学的同学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来。学校的学制，预科是一年，正科是四年，沙汀在校五年。省一师是官费，这里的学生，家庭困难的多，外地学生多。成都的富家子弟多半进的是联合中学（石室中学），他们看不起师范，称之为“稀饭学校”。但这里的教员很多是成都知识界的名人，师资水平是很高的。包括在省一师后期也教过沙汀国文的袁诗尧与张秀熟先生。这两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授业、解惑的教师，他们还是四川最早的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入校半年之后，沙汀经过几个同学的引导，全身心地接受社会新思潮的冲击，才补上了几年前因关闭在家乡而被隔绝的“五四”一课，才开始了由一个落伍的士绅子弟向一个时代青年过渡的根本转向。
同班同学中，艾芜（原名汤道耕，他与沙汀被誉为中国文坛上双星同曜的双子星座）是影响沙汀接受五四新文学的最好伙伴。等到经艾芜介绍读了郭沫若《女神》里那些代表“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诗，沙汀才真正被新诗吸引住了。 沙汀最早读鲁迅的作品，是与艾芜一起在《新青年》上读到的《故乡》。鲁迅、郭沫若，打开了沙汀和艾芜的眼界，养成他们的文学兴趣。 不过，沙汀虽经艾芜的引荐喜爱上了新文学，但在省一师期间，主要养成的还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喜好。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正处于形成、锻造的时期，在省一师这个环境里，被席卷着参加政治活动，使他的思想经受着时代激荡。凡学校风行的活动沙汀都参与其中，包括抵制日货或后来成都青年会提倡的“平民教育运动”。沙汀上街教过几次课，听课的人中有小贩、苦力，更有家庭妇女。教识字、看报，热心地干了一阵子。与平民的贴近，使他这样的热血青年，具体领会到“五四”人权平等、劳工神圣等等精神的含义。当时认为青年最有希望。所以沙汀在学校取名杨只（子）青，即“只有青年才有前途”的意思。 1924年，沙汀便认识了十一班的周尚明等人 。他们既倾向革命，又喜欢进步的文艺作品 。特别是1925年艾芜汤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后，沙汀与周尚明的关系由一般的相识，迅速发展到亲密的程度。实际上周尚明1925年已加入了共青团，不久任了团的成都市委书记，在沙汀的政治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26年，舅舅郑慕周放弃继续高升的前景，永远离开军旅，回到安县，购置了五百亩田产，做起了乡绅。这一年的７月，沙汀完成省一师五年的学业，也毕业了。这时他二十二岁，与同学比是个老大哥。他已经读了不少新文化的书籍，哲学的、政治的、文学的，接近着四川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沙汀利用次子的优越地位，向家里提出出川求学的计划。竟然得到母亲和舅舅一致地支持。 1926年7月，沙汀从成都到重庆，登上赴武汉的江轮。第一次离开四川，一路饱览三峡风光，憧憬着求学前景。长江上的轮船多半是外籍的，这条航线和船上的生活，以后他多次经历过，并与他的小说发生关系。船到了武汉，换船继续前往南京。他本想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看了这个学校的一些讲义，发现透出一股复古的气息，太陈腐了，与四川的一些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他便连报名的想法都打消了。于是住了十几天，逛了南京的夫子庙、秦淮河、玄武湖、明孝陵等著名景点，沙汀写信与舅舅郑慕周联系上后，便乘车前往北京。他想报考北京大学，因想到有可能使自己成为鲁迅的学生。不巧北大的考期已经过了，鲁迅也去了南方。在北京停留一段日子后，沙汀便水陆兼程，于年底前回到了家乡安县。
投身革命
1927年初，安县国民政府开办团干校，这个学校本是为驻防军培养下级干部的，校址在城北城隍庙。它不收学费，除绅士们保荐的袍哥子弟外，一百多学员中大部分是贫苦青年投奔来谋生路的。县长夏正寅（又名夏时行）推举了安县本地人刘炳（景星）筹备。沙汀与刘炳在1926年冬相识，还谈得来。刘炳一任校长，便来邀沙汀作政治教官。沙汀敏锐意识到这是发展革命组织、掌握武装的好机会，即写信给周尚明，请派得力干部参与。不久，中共成都特支派了高凌（又名高问予）来安县，也担任团务干部学校的政治教官。沙汀、高凌在授课中，给学员们讲四川的形势，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中国人民要起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宣传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传播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启发学员的爱国主义热情。
由于沙汀与高凌在安县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上级党组织把安县作为开展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1927初夏，在同乡萧维斌家里，沙汀又与周尚明碰头。周突然问他：“你如果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可以介绍。”沙汀早已从这个亲密朋友身上，隐隐猜测到他的身份，对于这样的询问似乎早有准备。他已经抱定只有共产党才是最革命的这个信念，所以，没有迟疑，当即表示愿意加入。几天后，周尚明通知沙汀上级已经批准了入党的申请（沙汀成为了安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此后工作由周尚明直接与他联系。一切是水到渠成，他做出了决定性的政治抉择。过了些日子，周尚明通知沙汀去成都与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会晤。沙汀向刘愿庵汇报了安县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及工作进展。刘愿庵以国民党左派川西特派员的名义，安排沙汀回安县筹备成立国民党安县县党部，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
沙汀以筹备国民党左派安县县党部的名义回到安县后，受到国民党左派党员的欢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县长夏正寅等人的积极支持下，成立了国民党左派安县县党部筹备处，由沙汀负责。沙汀领导筹备处的人员在县城张贴反蒋、反列强的标语；利用逢场的机会，搭台讲演，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揭露“三、三一”惨案（发生在重庆市的一起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残酷镇压重庆各界人民群众爱国集会而制造的大惨案，因事发1927年3月31日，故称三·三一惨案）刽子手刘湘和王陵基的罪行。并同那些与外国传教士秘密往来、暗中干坏事的反动分子进行了斗争。
1927年年中，安县的一些群众团体和县长夏正寅推举沙汀当安县教育局长。沙汀通过高凌请示了上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很快回复，支持他当教育局长，认为这也是个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组织的很好机会。当时，安县的教育状况十分糟糕，沙汀担任教育局长后，常同高凌商量制定用人措施，撤换了一批迂腐保守校长，启用龙绵师范（原龙安府和绵州所属各县，在江油县城原龙郡中学堂校址，举办龙绵联合县立师范学校，简称龙绵师范）毕业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担任视学、督学和校长的工作。还从成都邀请了一批省一师的同学前来安县任教。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培养建党对象。
1927年10月，中共安县特支在安县县城建立——安昌镇旧貌1927年9月30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发展党员扩大组织的通知”，分配安县在一个月内发展8个党员的任务。沙汀接受任务后，迅速在安县国民党筹备处、教育局、汶江小学教育中发展党员。1927年10月，中共安县特支成立，高凌那时已经回到成都，沙汀全权负责特支工作。中共安县特支先由中共四川省临委领导，不久划给中共川西特委领导。这一年，地方军阀董长安准备在江油中坝成立政治部。中共安县特支也派进步知识分子赵槐轩去中坝工作，担任了国民党二十九军第一混战旅政治部宣传科长，以发展革命力量。
1928年2月16日下午，沙汀又一次到达成都，住在郑慕周新近安在省城的家里，就在鼓楼洞子附近的高脚店。本想约时间见周尚明或高凌，谈谈这安县几个人的入党问题。黄昏时分，沙汀得到消息：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尧、成都团委书记周尚明等14位同志被敌人枪杀（史称“二·一六”惨案）。沙汀来不及同组织取得联系，只得连夜潜回安县继续开展工作。1928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派黎灌英到绵竹县组建了第一届县委，安县特支属绵竹县委指挥。春末，中共绵竹县委宣传部长邹壁诚来安县检查工作，在沙汀家住了一夜。邹听完沙汀汇报高凌走后安县的情况，对工作表示不满。邹指出，要发动农民，以待举义。不久，绵竹县委派了两位同志到安县塔水袁玉章处，为农民暴动作准备。7月，绵竹“七、四”农民暴动失败，绵竹、安县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沙汀也成了别人注意的一个目标。沙汀感到与组织完全失去关系的孤独，便跑到成都找高凌，未果。秋天，沙汀辞去安县教育局长职务，把政界的事务推卸干净。冬天，沙汀又去成都，终于找到高凌，方知高已经脱离党组织，而刘愿庵也早去重庆。加之中共和共青团四川省委遭到国民党新军阀破坏，沙汀一度失掉与中共组织联系。（沙汀1928年冬至1936年夏的党籍于1986年中组部批准恢复）
沙汀失去党组织联系后便在舅舅郑慕周创办的安县汶江小学校担任董事，以掩护自己，等待上级党组织派人来联系。在汶江学校担任董事期间，沙汀先后介绍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前来学校教书；还为学校编写校歌、校训，设计校徽，选编补充教材，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不断提高学生政治觉悟，陶冶学生的高尚情操，培养了一批变革社会的有用人才。
1929年阴历二月十一日，安县的清晨是静谧的。忽听南河对面的山边传来惊呼：“包红帕子的来了！拿刀的来啦！快跑啊！”转眼间，数百名在附近杨镇起义的红灯教徒冲到了城下。红灯教组织遍及四川农村，成员都是一些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带有浓厚的“流寇”性质。他们来到安昌，城门已被保安队匆匆关上。城内驻军与保安队合起来守城，有步枪、机关枪，火力远比“红灯教”的猛烈。交战中，城外一枪将驻军姓袁的团长打伤。“红灯教”攻了一阵，看攻不进去便撤退了。 “红灯教”攻城事件发生时，沙汀正在成都。回来后，县城里还在闹闹轰轰。早有人放出谣言：为什么不迟不早，杨某人（即沙汀）刚一离开县里，红灯教就跑来攻城了呢？ 沙汀通“教匪”的莫须有流言惊动了亲友，大家都建议他出外避避风头。连郑慕周也感到这一次来势汹汹，弄得不好，对方会下手加害外甥的，便提出要他再到省外去考大学。无论是事业前程，白色恐怖的威胁，或是克服恋爱前面的重重障碍，都促使沙汀决定远行。
文学觉醒
1929年夏，沙汀一身土气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沙汀曾找人探问“中国公学”（清末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学校，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招考的情况，也问过一些私立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都感觉缺乏兴趣，没有报名。在朋友鼓动之下，沙汀在北京下过的自学决心就又“复活”了。他整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没日没夜阅读中国革命文学，俄国和欧洲经典作家的中译本。 对于鲁迅、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对于沈从文初期的小说，沙汀也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们客观的白描写法，为人生的严肃态度，对闭塞农村逼真的、传奇性的风俗描摹，心领神会。在这样狂热的阅读中，想要像这些文学大师们一样来表现社会、表现自身的愿望自然抬头了。沙汀只是还有怀疑，不相信自己有创作的才能。他迟迟没有动笔，在等待着。
沙汀经常到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去旁听课，中华艺术大学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学校。“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这个学校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第七日，即1930年３月９日，沙汀在这里听过鲁迅先生的讲演。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久久敬爱的导师，一位他的思想的引导者。他没有借这个机会和鲁迅接近，自动保持了对他敬重的距离。这一年的５月，沙汀被朋友拉着去看了著名辛酉剧社演出的《文舅舅》（朱湘译本，即《万尼亚舅舅》）。剧中对俄国当时窒息一切美好事物的环境的剖析，引起他的共鸣。沙汀觉得应当拿起笔来，像契诃夫那样地写作。
1931年４月，在上海的马路上于千万人中竟然与阔别六年的艾芜相遇，便成了沙汀文学觉醒的燃点！这样，两人天天聚在一道，晚上读书，白天埋在屋里往纸上涂抹。沙汀的《俄国煤油》、《风波》等小说，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1931年冬，得知鲁迅就住在附近，沙汀和艾芜决定共同向鲁迅先生请教他们心中的疑问。再三的犹豫、迟疑后 ，由艾芜执笔起草了一封信。提出的问题是涉及短篇小说题材和人物刻画的方法。他们不知道鲁迅所住景云里具体门牌号数，便把信寄到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他弟弟周建人先生处转。发了信心里很紧张，怕鲁迅没有时间与陌生人打交道。在不断的盼望和各种推测想象中，谁知很快便收到鲁迅12月8日的简信，说他正在生病，允诺病愈后再来详复。12月28日，鲁迅果然写来了一封相当长的信，这就是那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1932年1月初，由沙汀执笔又写了一信，并附上《俄国煤油》的小说稿，向鲁迅再次请教。1月5日，鲁迅收到信，10日便写了复信。这次是鲁迅与妻子许广平一起把信与稿子送到德恩里十三号的。沙汀恰好不在，由艾芜出来收下。但是艾芜太粗心了，以为送信稿的必是周建人先生。鲁迅夫妇也不予说破，匆忙走了。艾芜从此就再没有见到鲁迅先生的机会了。
受鲁迅的影响，沙汀不再写知识分子，而写起了革命的、下层的和抗日的题材。1932年年４月，沙汀写《恐怖》。内容涉及1930年10月25日，距成都四十公里的广汉县驻军陈静珊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之一部发生武装起义。军阀们大起恐慌，便进行“清共”大屠杀。细节是省一师的，以一个普通青年学生的角度来感受白色“恐怖”。也是这年４月，他写了《码头上》，题材是上海流浪儿童的生活。８月，他写《法律外的航线》，说的是英国轮船在中国江河航行的情形。1932年10月，在艾芜的帮助下，沙汀将之前写的小说编成集子《法律外的航线》，在上海辛垦书店（系沙汀与几个同乡共同创办，源于“THINGKING”即思想）在出版发表，其中的《码头上》、《野火》两篇又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登出的。轮到要给自己起笔名了，他想起了家乡淘金工人的称呼，金厂中的沙班，也称“金夫子”，便取了“沙丁”两字。艾芜说，这不太像一个姓名，建议将“丁”字改成“汀”，被欣然采纳了。于是，在1932年年底的中国文坛上，“沙汀”这个崭新而略显古怪的名字，便和他的第一部集子、第一篇刊载小说，同时诞生。左翼文学界会对沙汀的小说迅速给予回响。丁玲还在编辑部对沙汀小说的四川方言做了解释。她是湖南人，有些土语这两省相通。文学巨匠茅盾毫不迟疑地愿为初出茅庐的作者呐喊一声，说沙汀的第一个集子“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沙汀进入“左联”后，连续写了《战后》、《老人》、《土饼》、《爱》、《有才叔》、《上等兵》、《老太婆》这一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写苏区，成为苏区小说的代表作。沙汀与臧克家、艾芜、黑婴等五个人并提为“1933年的新人”。
1933年６月，沙汀担任“左联”常委会秘书 。不久，在四达里沙汀家里召开过一次“左联”常委会，参加者有鲁迅，还有“提携”过沙汀的“五四”作家茅盾。在沙汀讲了讲自己的经历后，茅盾鼓励沙汀写中篇，还对作品的结构和总体艺术处理作了不少指教。
沙汀是不愿多说空话的人，在他心目中，写小说是做实事。1934年初，一个故乡人物的生动速写《人物小记》发表。听觉、触觉特殊灵敏的瞎子，“尖刻”、“韧性”有余的性格，预示着他未来小说一连串“狠人”型的人物。这是他家乡记忆中最早跳出来的类型。1934年6月，沙汀发表了《一个绅士的快乐》。 勾勒肖像画的手法隐退，一个绅士霸占农妇、欺辱农民的故事，加重了阶级压迫主题，男女人物在故乡安县都有原型。1935年《巫山》《好吃船》《喝早茶的人》在《申报》发表，表明沙汀转入对四川社会风俗的描绘。
回乡服丧
1935年7月，沙汀突然接到哥哥的来信：母亲已经去世。 母亲撒手而去，家事一败涂地。原来仅有的一点接济也断绝了。前楼住不起了，便挤在一个亭子间里。“左联”同志帮忙在正风中学给沙汀找了个临时授“国文”课的工作。冬天，为帮助他度过年关，“左联”的同志让他写过一个电影故事，经夏衍交给“联华”电影公司，预支了五十元钱。 1935年冬末，哥哥寄来了一笔汇款，说母亲谢世已经快半年了，早该归土，要沙汀赶回家去，共同办理丧事。家里的情形信里虽然说得隐隐约约，看来是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安葬母亲的孝心他是有的，也想回去看看家事究竟如何，还可以乘这个机会，重新接触一下故乡的生活。沙汀便只身启程返回四川，半个多月后回到安县。
一进杨家碾房的院门，阴阴惨惨，只见堂上停了两口棺材：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嫂子。原来母亲死后，因家庭纠纷，这个大哥的后妻，听了些责备的话，心里一时想不开，便服毒自杀了。哥哥杨印如已经不行，成天烂酒烂烟，常醉不醒，靠变卖家产维持。 沙汀鼓起全部的心力，来处理丧事、债务。在他的心目中，母亲丧事的是否排场，是他对母亲所能表示的最后一次感情。母亲的棺材是上好阴沉木的，本来是别人送郑慕周的两副，郑给了姐姐一副。国民党部队征过这副寿材，母亲就躺在里面，死活不肯，这回算睡成了。他沙汀请了安县黄土乡一个经管他家田产的袁某，承办一切。自己出面向亲友借贷，筹了一笔大的款子，来给母亲做道场，出殡。办完丧葬，沙汀还是让这位袁某做中人，设法把自家在黄土乡仅存的一股田产卖掉。在等待卖田消息的当儿，郑慕周家来了两个客人。原来是省赈会派下来去北川县查灾的官员。一个姓刘，中年的成都人，与舅舅相当熟悉。一个姓王，军人打扮，口操湘音，三十多岁，据说是国民党中央派往四川的所谓“参谋团”人员。郑慕周虽然没有任何公职，却在安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在北川也有几块山场，每年要派人去看收成，北川的官绅大多认识。刘、王两位去北川查灾，先到郑这里来落脚，无非是希望郑能关照一下。沙汀借机给舅舅说，自己反正这几天没有事，想跟着到北川县去看看，散散心。得到郑的同意后就一起上路。第一天，经永安、擂鼓到达曲山。这三处都有沙汀的熟人，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单独行动，观察一番。当晚，便宿在离安县七十华里的曲山。次日晨继续出发。越是走近北川，战乱后（指1935年5月初约十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北川境内，到７月初全部撤离）的景象，便越发严重。事变过去已经半年多了，各色各样所谓“剿赤”的部队来往的骚扰，土匪的蜂起，使得这一带仍然满目疮痍。这天上午，沙汀一行人抵达北川县城，只见湔江沿着山城脚下怒吼着，冲刷而去。进得城来，空空荡荡。偌大一个城池，只余下二十多户穷得舀水不上锅的人家。街上破烂而可怜，原来的屋基只剩有一片燃烧过的发红的瓦砾，断墙和破灶，比沙漠还荒凉。在北川总共呆了两天。沙汀住在一座侥幸保存下来的破院子里，这是县邮政局。曾有两次，与省里的人一块去近郊的山区查灾。在他们找一些县府职员座谈的时候，沙汀坐在一旁静听与观察。这些人主要是了解受损失的地主，对于赤贫如洗、无家可归的农民并不注意。沙汀单独上街，常能碰上三个四个一伙的流浪儿童。他们一般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满身破布片，腿子瘦得跟鸡脚杆一样。墙跟底下，会遇到死在路边老人的尸体，他们往往一整天也没人掩埋。倒毙在河滩上的人，常常还没断气，便招来鸟雀们的啄食。看到这一切，沙汀感到憋闷和痛楚。北川这里的县长面孔黝黑，是个多血质的家伙，退伍军官，谈起灾民来，总是吵吵嚷嚷的。他满身武装，好像总处在戒备状态。邮政局长是个忧郁的知识分子，夹在县长和几个新任的联保主任里面，显得有些滑稽。那几个联保主任，大半是满脸鸦片烟相，单衣外面罩一件油腻发光的花缎马褂，衣着奇特。这就构成了这个灾县上层人物的面貌。沙汀还单独找过城内的居民摆谈。大部分都是小商贩。也就近同邮局的职工摆谈。沙汀在北川两日所得的感觉，便是如此可怕。他亲自看到、听到各种加重盘剥灾民的苛政弊端，包括让灾民掏钱买票候赈的丑闻。他同情那个良心没有泯灭的邮政局长，感受到他对“恢复”的绝望。同时，对故乡靠“吃”老百姓过活的卑微统治人物，加深了把他们做为地方政治、文化代表者来认识的印象。沙汀本来已经处在写作转折的关头，这次回乡，尤其是北川之行，创造了他的文学彻底转向乡土的绝好机会。
从北川回到安县，沙汀又去黄土乡住过几天。田产转卖成交后，他把家里的欠债统统还清。1936年２月，没有在安县过春节，便回到上海。 他首先要倾吐的是这次回川过程中，累积下来的感情重负。这是过去少有的对乡土的沉忧隐痛。所以，当他开笔写四川故事里属于北川的系列小说时，邮政局长的形象，总在他面前晃动。以这对夫妇低沉的情绪为根子，串连起在北川城里的各种见闻，他构思起《苦难》这篇小说。1936年５月写出的《苦难》，就这样成了一篇出格的作品。 同月，沙汀还写了《兽道》。它与《苦难》这两篇小说，各自开拓的北川故事和安县故事模式，成了他抗战爆发以前，两条明显的创作线索。《兽道》原来题名为《人道》，送给《光明》半月刊发表时，夏衍看了说，哪里有什么人道啊，提议改为《兽道》。实际上，沙汀本有讽刺家的感觉，他却心悦诚服，同意了夏衍的改动。
1936年６月，沙汀写《在祠堂里》，７月写《灾区一宿》，９月写《逃难》，11月写《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原名《查灾》），11月写《代理县长》，形成了一次文学创作的高峰。《在祠堂里》、《逃难》的材料，是在安县听来的，其余都是北川近似纪实的故事。这种地方人物色彩浓厚的小说，就成为最富艺术个性的文学！
文化救亡
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大规模的侵华事件 发生了。上海的民情像一锅沸水。沙汀起初还想用文字投入抗战，马不停蹄慰问、采访伤兵，夜以继日写剧本。随着战事的推进，物价漫天猛涨，他供职的《光明》报社难以为继。1937年10月，沙汀决定带着妻儿动身返川。出发前，沙汀鉴于二十年代丢掉党的关系的教训，专门要求为他开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一家三口历尽千辛万苦经南京过武汉，到了重庆上岸，沙汀身上的路费快光了，只得住下来筹措。沙汀给《新蜀报》写社论。三四天以后，筹到了路费，沙汀一家终于在这一年的11月，到达成都。1938年元月，沙汀费尽周折收到成都协进中学寄来请他教“国文”的“聘书”。 四川党组织过去受到严重破坏，1937年年底刚刚重建。1938年元旦后不久 ，沙汀就同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关系。沙汀在教书之余，积极参与文化界的统战工作。1938年３月６日，沙汀等人发起组织成都“文艺界抗敌工作团”。后由于国民党市党部命令不准这个组织立案而流产了，却为第二年成立“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成都分会铺平了道路。
沙汀对教书已经很不耐烦，一年只写一个短篇的生活无法忍受下去。他向往前线，向往热烈的生活，去追寻创作之源 。1938年8月14日，经党组织批准，沙汀与妻子黄玉欣，还有何其芳、卞之琳两位诗人，从成都出发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十八天，行程三千余里，从成都到了延安。呼吸着延安的空气，沙汀感到了这里的穷苦和自由。9月初，沙汀担任“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的文学系代主任 。他虽然不太擅长讲课，但却能把读书心得、生活经验、写作体会融于一炉，讲给学生听。
在延安，不熟悉的环境使他产生一种失落感，调整的方法便是写他能理解、能接近的。一次座谈会期间，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对沙汀说：“你到前线去，就写贺龙嘛！贺龙就值得写！” 1938年年11月19日，沙汀、何其芳率了“鲁艺”几个系的二十一个学员，随着贺龙一道，动身去晋（山西）西北。五天的行程到了一二○师师部驻守的晋西北小城岚县。沙汀按照原来的计划，天天忙着访问当地的军政干部，了解这块根据地的过去和现在，想在晋西北深入下去。不巧的是，中央命令一二○师的主力赴华北敌后，帮助冀中（河北中部）的平原队伍进行整顿与提高，以对付敌人的“扫荡”。贺龙决定带领七一六团前往。1938年12月22日，又是大雪纷飞的一天，留下五位“鲁艺”学员，其余的都跟着沙汀、何其芳随贺龙出发去冀中。1939年1月15日夜通过敌入重兵封锁的平汉铁路，突然一列日军的巡路车驶来，沙汀在躲避时掉了队，行李丢失了三次。第二天，日本飞机不断追逐这支队伍，平原上只有找坟堆、土堆躲藏，这时的沙汀再打量贺龙和他的战士们，有了一种与平时异样的感觉。1939年1月25日到达冀中军区司令部。沙汀一路行军都记笔记，记贺龙的，记其他将领的，记自己的，记白求恩大夫的，共记了六册二十万多字。
1939年４月，沙汀他们动身回延安。这支回延安的队伍，比起来时要小得多。沙汀，何其芳，与“鲁艺”七八个学员，冀中军区政治部一些去延安受训的同志，总共四、五十人，由一连武装人员护送。这些人的性格、面影，后来都进入一部叫《闯关》的中篇小说，又名《奇异的旅程》。这次返回延安的过程确实奇异。４月出发，足足走了两个多月，于７月１日抵延安。沙汀一面教“名著研究”课，一面日夜赶写《贺龙将军在前线》。到10月25日，这部用小说家雕镂人物的深沉笔力写成的长篇散文，终于完工。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它有许多名字。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时，题目变成《Ｈ将军在前线》。1940年出单行本时名为《随军散记》，有个长长的副题：《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他在前线的生活，他的经历和他的故事》。1939年11月中旬，在党组织安排下，沙汀携妻子返回四川。沙汀将妻子安顿在仁寿县后，就迅速来到山城重庆，着手完成党组织交代了两项任务：第一，让《文艺战线》（他们在冀中时在延安创刊，沙汀是编委）改在重庆出版发行。第二，帮助延揽文化人去延安，主要是为“鲁艺”和一个剧团增加专业人员。
1940年６月到８月，日机对重庆的轰炸进入高潮。山城一条繁华的新丰街８月19日这天遭到大破坏，现代化的银行建筑物炸成了断垣残壁。沙汀经过这里，亲眼看到一堆堆废墟在散发热气。进入雾季后，轰炸停止了，大家纷纷进城。“文协”从炸毁的临江门旧址搬到了张家花园六十五号，租了“青年记协”留下的一层楼四间屋子。从此，这栋三层楼房和它的院子成了抗战时期进步文学界的一块宝地。 1940年12月８日，“文协”的第二次小说晚召开。晚会由沙汀主持，主题是讨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到会的人十分踊跃，连一向与文学关系不大的社会名人陈铭枢，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九如也跑来出席，还有文学青年，一共七十多人，气氛相当热烈。晚会进行中，下面纷纷写纸条传到主席台上，提出各种发问。主席台上的沙汀打开这些条子读给大家听，当场解释。有一张条子措辞尖锐，一下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大意是：乡下拉壮丁，闹得乌烟瘴气，作家们为什么不揭露？沙汀觉得全身被这张条子击中！是啊，壮丁的问题他早就留意了，这是国统区内随处可见的弊政。表面上有人人平等的兵役制度，但大街上军队在强拉壮丁。
随后几天的时间，故乡的各种“土劣”按照一个有权势人家的壮丁被抓了，又被放掉的格局，一齐涌上脑际来表演。想象中那是安县的西南乡，桑枣、秀水一带的样子，叫它回龙镇。茶馆定名“其香居”，却是综合所见各种乡镇茶馆的情形的。这就产生了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
蛰居十年
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高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南方局决定把在重庆的党内骨干分散到各地隐蔽。1941年２月，沙汀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携带妻儿，辗转回到家乡安县。为了躲避敌人的跟踪，沙汀在舅舅郑慕周的精心安排下，潜往雎水关。雎水位于安县西部的边缘，与绵竹、茂县交界 ，依山傍水，形势险要 ，是一个三不管的边远小场镇。沙汀把家室就安置在这偏僻的小场镇上，自己一个人搬到刘家酱园的后院住下，埋头写《淘金记》。他把故事集中到没落乡绅、失势恶棍争夺金矿的殊死角斗上面，暗示这是中国抗战后方最黑暗的缩影。他熟悉乡镇茶馆、赌场、烟馆、戒烟所、保甲、地主内宅等各种知识和黑幕，调集起从小就熟悉的安县人物来选“丑”，赶他们到一个舞台上去表演，在表演中添加油彩，进行再塑造。刘家酱园后院没有任何干扰，长篇进展迅速。 改完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淘金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字，是1942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他放下稿子，像卸下一副重担，迈出后门爬上了玉洞山。他面对山下的睢水场，觉得充实。远眺苍青肃穆的巨大山岭，他的心颤抖起来，真切感到家乡的山将同他的生命合成一体。
写完了《淘金记》，沙汀公开在睢水露面，过了一段普通居民的生活。1942年中秋节前，郑慕周派人送来消息，让他马上往山里转移。沙汀得到“情报”，用籐包装了几本小学生用的土纸作文簿，一个瓦墨盘，几支毛笔和漱口用具，一个人提了躲到苦竹去。苦竹庵位于睢水关以南五里，并不远，却更为荒僻。沙汀借住在当地一户姓萧的人家，屋里只一架木床，一张简易书桌，每晚在油灯下看书、写作，很少说话。9月和10月，沙汀熬更守夜写中篇小说《过关》，是他延安之行亲身经历的，一支迂回通过封锁线的革命队伍的故事。 到了10月上旬，他完成了这个中篇。然后把爬满蝇头小楷的几本作文簿捎回睢水，让妻子黄玉欣帮着抄写一遍。15日他写下题记，在最后一段写上：作者谨将此书献呈白求恩医生之灵，为了他那伟大的怀抱，和他的工作热忱所曾赍给我的永远难忘的感动。
恰巧寄出《过关》不久，1942年秋冬之交，发生了妻兄黄章甫的风流事件。对他正在酝酿的知识分子长篇发生强烈的冲击。在一种灵感的启发下，一下子获得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困兽记》的整个概念。这时，山外的政局突然紧张。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沙汀只身躲进雎水关十里以外，安县与茂县幽邃山壑---刘家沟，约有三、四里长，分做上沟、中沟、下沟三段，一共只有五六十户人家。临时给他空出的屋子，塞满酸菜罐子，发散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沙汀上午伏在木柜上写作，一写便是三四个小时。下午一个人出门爬一两里山路。1944年旧历春节，他是在刘家沟度过的。1944年３月，得知女儿再次得病，沙汀随身带着完成三分之二的《困兽记》原稿回到睢水场。家里的病人一好转，他就去苦竹庵，把自己禁闭起来，专心写完长篇余下的三分之一章节。这年5月10日，他改完《困兽记》的最后一个字。三个月后，《困兽记》部分章节化成了柴、米、油、盐，化成了一点路费，他才能奔向离别三年多的城市--重庆。
1945年1月，沙汀又回到了睢水。经常住的地方还是苦竹庵。在那搁了木板的拌桶上，开始入魔地构思第三个长篇—写壮丁回乡故事的《还乡记》。1946年，内战的揭幕，不能不波及到安县的政治生活。他一回来，国民党县政府追查他踪迹的公文就下到睢水乡。为了把《还乡记》续写下去，他这次不往离县城更远的大山里钻了，反而要住到较近的秀水镇，住到锅厂街谭家锅厂。秀水是他少年时代跟舅舅“跑滩”最熟悉的地方，属于郑慕周的发祥之地。小说又进入三四天写成一章的速度。写作困乏了，他就溜到后面的厂区散步。直到1946年11月底，沙汀才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还乡记》的全部初稿。随着国内战争的推进，国民政府加大了对沙汀的追查。 四川省政府1947年对他下通缉令：“缉拿归案，就地正法，以烟匪报闻”。四川省保安司令部1947年发出的通令：说他“飘忽于康定、川西北一带，假借亲戚之掩护，准备在安县睢水一带建立根据地”。同是这个保安司令部，1948年编发的《一周匪情综合通报》云：“奸匪杨子青，即沙汀”，“近在睢水活动”。他跑到哪里，哪里都有一对凶恶的眼睛。 在躲避通缉的日子里，沙汀大病一场，差点丢了性命。他过去住在苦竹庵，早晚总要爬山逛田坝。可是转到1948年，他的胃病日见严重，经常发作，出一次大门都不容易，写作差不多已经停顿，加之物价飞涨，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中秋前夕，他的病终于来了一次总爆发，吐血昏迷。被人抬到睢水场医治，病情稍微得到控制。舅舅郑慕周本想送沙汀去成都动胃溃疡手术，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终于未成行，只得就地诊治调养。 1948年11月，等到沙汀病情稍有好转，能下地走走路了，抱病长途跋涉到绵阳县永兴避祸。之后短短的四个多月养病期间，为逃避省保安司令部严密缉拿，沙汀转移了三处住所。 1949年４月开春，沙汀才回到睢水东南方向与绵竹县拱星连界的一户吴姓人家避祸。白天一般不外出，只饭后在院里散步活动。晚上就是在菜油灯下读书写字，半夜熄灯。11月以后，沙汀写作情绪高涨，躺在柴门前的躺椅上思索，然后在一条长板凳上写起“实录”小说， 短短一个多月就写出《炮手》《医生》《退佃》《减租》《酒后》短篇小说。
1949年12月25日傍晚，安县旧县长李淑尧贴出布告，听候接收，自行停职，安县自此宣告解放。1950年１月３日，安县城内的地下党组织迎来了绵阳派遣的县长赵鸿图，公安局长解满和等人，安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沙汀却还在吴家的板栗园里，听一群群的溃军潮水般过去，经绵竹、睢水，往松潘、阿坝窜逃，骚扰得不行。他最担心稿子失落，就在院子里挖了个坑，用纸包起埋了。过了五六天，中共安县县委要沙汀立刻进城！他来不及与妻儿见面，戴顶旧草帽，就到安县秀水见舅舅。这是舅甥俩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见面。郑告诉他，县里收到绵阳地委电话，王维舟（时任解放西南的西路军副司令员，1949年12月29日，随贺龙率部进成都）命寻访沙汀的下落，让他马上去成都工作。沙汀与舅舅进入安县县城，正碰上新政府的接收人员与北支队（活动在安县北部永安一带的杂牌武装）发生冲突。沙汀依靠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息了这场风波，这才启程赶赴绵阳。在中共绵阳地委，沙汀先后会见了地委书记刘文珍、组织部长彭华几个干部，次日坐上地委为他安排的邮车，前往成都。
情系桑梓
1950年10月，沙汀被派往重庆筹建西南文联。因为事先确定了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是一套办事机构，西南文联在组建中也受市委的领导。所以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任白戈兼了文联主任，沙汀是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沙汀开始感觉到身处领导岗位，创作欲望不得伸展的苦恼。
1953年4月，中央宣传部成立文艺创作指导委员会，指导全国的文学创作，这是从苏联学来的。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邵荃麟当了这个机构的主任，沙汀为副主任，实际主持日常工作。４月５日，沙汀还在重庆的西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10日闭幕，沙汀刚刚被选为西南文联的主席，便赶往首都北京去接任新职。由于沙汀基本上是个创作家，组织领导不是他喜欢的事。他痛苦地发现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不能写“自己”最想写的，唯有下乡充实自己的生命。
1955年初，沙汀又一次执意回到四川，回到他熟悉的家乡。回到四川才两个月，连他都难以置信，就拿出了真正意义上属于他的新农村小说《堰沟边》。沙汀先是旁听省委统战部组织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观省内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会。在会上翻看简报，发现绵阳不错，便立即赶去。正是办合作社的高潮，那里轰轰烈烈在开三级干部会。绵阳县委书记吴儒玢是相识的绵阳地委书记彭华的爱人，经她介绍，与会上几位合作化积极分子谈话，其中就有三台县尊胜社社长王达安。得知王达安是办起全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人，沙汀决定到王达安的社和其他两个地方看一看。三台尊胜乡和安县一样，是川北丘陵苦寒地带。沙汀看到王达安的妻子黄黄的病脸，几个娃儿天天顿顿吃着红苕，但王仍拒绝社里的救济金，他很有触动。《堰沟边》的雏型就这样形成了，他按照王达安的模样塑造了陶青山。《堰沟边》发表在《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上。10月，沙汀又去三台、德阳。回来不久，写了《卢家秀》，在《人民日报》上一次载完。得到普遍赞誉的《卢家秀》，确立了沙汀也能描写新式农民的名声。
1955年年底，郑慕周患脑溢血猝然逝世。建国后，舅舅作为民主人士受到礼遇，一直任安县副县长，尽心尽意为桑梓父老服务。接到噩耗，沙汀从成都连夜赶去料理丧事。在绵阳，他乘了一辆吉普车前往安县。车子开到中途，便赶上了从绵阳医院将郑慕周遗体运回故乡的队伍。躺在滑竿上的舅舅，面色安详，临终似没有受到什么痛苦。到安县后，沙汀为舅舅选定墓地，还亲自为遗体换衣服。送葬的时候，却没有参加。他不愿看这位至亲至爱的人在纷纷落下的尘土中被掩埋的情景。
1956年秋天，沙汀回到安县有目的地搜集解放初期的材料，前后活动了半年。8月14日，第一次乘宝成铁路去绵阳。第二天，在儿子杨刚俊陪同下去安昌镇，努力寻觅新的印记。之后，沙汀到睢水、板栗园、苦竹庵各处去重温旧梦。同时了解安县县长赵鸿图带人组织第一届县人民政府，征粮、剿匪、巩固政权，国民党三○二师起义又叛乱的经过，农民怎样由观望到行动，以及当时社会风貌的种种细节。调查的对象从干部、农民、军人、地下党员、教师、商人、家庭妇女，到昔日的告化、袍哥大爷，直到自己的哥哥杨印如。最初触动他写《红石滩》的，就是这批活材料。这是沙汀一生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他的笔记本写满了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小字。让人几乎不能相信，这小小的一册竟记载有几十万字。《老邬》《摸鱼》《开会》《在牛棚里》这一系列作品，都得益于这次家乡深入的调查活动。
1958年７月，三台双龙乡短期完成旱地浇灌，在全省叫响，沙汀立时赶往那里，后来又去王达安的尊胜社，费时两个月。他是７月９日由三台乘长途汽车赴双龙的。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沙汀足迹走遍双龙，观看了水塘、渠道、水库，参加过车水、改土的劳动，差不多每一晚都要夜战，不知道与多少人谈过话，开过会。双龙此行，导致二十年后创作《青枫坡》。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不久，沙汀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挨批斗成为家常便饭。沙汀的家被“红卫兵”抄了两次，抄走了所有重要的笔记、手稿。1968年５月 ，沙汀被关押在成都警备司令部临时监狱的昭觉寺。罪名不轻，三十年代的黑干将，全省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三家店”成员。直到1972年11月13日，沙汀方才出狱。此时沙汀已六十八岁，他被告知，只许在成都市内活动，外出必须向省文联的“革委会”请假。过了一年，算是恢复了组织生活，编入《四川文艺》的党支部，仍未担任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初，他写了两篇回忆贺龙老总的文字。这是他“解冻”后的最早回声。同一年，沙汀以极快的速度，在过去已有的零星草稿断片的基础上，两个月写出了《青枫坡》。这是一部依据1958年三台县双龙乡农民兴修水利的事实，加工而成的中篇小说。它虽然有些仓促，却显示了沙汀的存在，沙汀的笔没有死。
1978年10月，沙汀从四川调往北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沙汀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非常关心的四川的文艺“新军”。1980年2月初，沙汀从《红岩》杂志上读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看出这个作者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创作才华，不禁想起过去辅导过的克非（原名刘绍祥，中共党员，一级作家，曾任中共绵阳地委、行政公署干部，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等。周扬（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很有兴致地给他寄来谈这部作品的长信。沙汀想到应当鼓励也应当严格要求这个年轻人，觉得周克芹小说的解说性叙述太多，情节过于巧合，还要进一步学会让人物本身按照性格、生活来行动，便一口气回了周扬五张信纸。这就是1980年10月发表在《文艺报》上的通信《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文艺评论）。到这时，沙汀还没见过作者。四个月后，他才在成都结识质朴的周克芹。1986年，四川省委党校李左人的《论<淘金记>的语言艺术》一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后，将该刊和刚刚出版的新著《细节描写技巧》一书给沙汀寄去。没想到很快收到沙汀亲笔回信。
沙汀生命的每一关键时刻，都扎扎实实落到他的乡土上。《木鱼山》的故事最初发生停顿，与安县山水草木相连的小说便呼之欲出了。这差不多是他半生孕育之作。五十年代参加土改以来，沙汀就一直梦想描写川西北解放初期的社会风貌。1983年《木鱼山》发表，《睢水十年》进入写作高峰。《睢水十年》除了查证历史事实费时，写起来是顺畅的。为了这本书，一天几百字地向前挺进。1984年沙汀患病，也没有很大地影响写作。6月20日，他在笔记本上写完《睢水十年》的最后一个字。
1985年的春天，一个声音时时在沙汀心头作响：坚强些，你的日子不多了，最后回故乡一次吧！5月26日，沙汀离开北京踏上返川的路程。6月7日驱车前往安县的。9日，便来到比县城更觉亲切的睢水。这里变化不大，简朴的乡场，通向迷茫大山的石板古道依旧。坐在当年老宅大门石阶前，看干涸的睢水，河坝上的老核桃树，沙汀恍惚回到了《应变》（后改名《红石滩》）的环境，情不自禁地向同行者讲起过去这里的统治者的故事。金秋季节返回北京，全力投入小说的写作。中篇小说《红石滩》在《中国作家》1986年第6期上刊载，是沙汀创作方位上的又一个重大调整:这标志着他在经过了三十几年的反复折腾和上下求索之后,终于重新认识了“自我”,大胆确认了自己的创作优势,毅然回归到自己的文学“领地”和描写领域。
1992年12月4日，沙汀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终年88岁。他的骨灰安葬在安县安昌河畔。沙汀在60多年的创作和革命生涯中，始终不渝地为党和人民的文学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人民文化战士”。